领导人决定的影响，比如在哪里分配他们的 资源和这些资源怎样被期望去使用 4.角色模仿 角色模仿会涉及到领导行为，领导者要给别 人树立榜样，需要别人来向自己学习 5.奖励的分配 一个组织的领导人能够快速的获得交流的 优先权，价值观与假想，在特定的行为上能 够把奖励与惩罚联系起来。（Schein，2004, 第259页)一个组织的学员从他们那里学习 经验，与上司讨论绩效评估，从而自身得到 提升。领导时常讨论奖励的分配，惩罚的明 确，员工价值的印象等。虽然奖励，地位和 注意力有明显的的相似之处，但还是有不同 点的 6.选择和解雇的标准 现代员工的风格，假设，价值和信仰都会对 领导优先选择员工起到一定影响。选择和解 雇被Schein(2004)描述为一个微妙的但有 效的方法，文化的植入将永久的影响一个组 织的领导者 损失如何发生 这官方的损失调查数据可以追溯到2001年开始的官方调查期间。这损失发 生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风险贸易活动，如不良汇率变动的发生。实际上，货 币期权工作台在一场持续和重大的澳大利亚货币集会中，未能预期和保护它的阵 地而导致失败。澳洲国民银行在损失的恢复中做了巨大的努力，而与银行的政策 恰恰相反的是，商人们把大量的钱拿出来赌博，从而获得收益，期望着美元的快 速增长。在2003年9月，美元的下跌引起美元地位的削弱，商人们仍然维持他 们的战略，积极参加翻转美元货币的地位。最终，“美元价值的显著降低对澳币 重大损失的发生却永不复苏”。（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2004,第14-15 页)。
损失的范围
调查显示，大多数的损失发生在2003年的最后一季度，迅速上升在12月。 在2003
年12月，美元就像它过去2003年9月份一样，再次快速下降。到目前 为止，操作台加强了对它的曝光，指望美元团结一致，能够从9月份的下降中扭 转局势。商人们又一次错误的估计方向，导致在短短时期里，操作台的非对冲位 置的经济损失达4900万澳币。在2004年，这种情况并没有像美元进一步下降那 样程度的有所提高。反而在2004年1月9日，美国的证券投资网损失8500万澳 币。骗子最后在1月透露出来，澳大利亚在未经授权的交易货币期权内业务中损 失180百万澳币，随后的公告，数额损失却在1月
19日和1月27日增长到了 360百万澳币。（APRA，2004;普华永道，2004，第12页） 损失是如何隐蔽的
商人们能够隐瞒他们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在实施最后步骤的执行中，偶然发现 了其中贸易商的弱点。这个弱点被人称作“小时的窗口”（普华永道，2004,第 13页）。它主要集中在交易过程中的最后一天，即发生在交易活动发生的第二天 早上。在交易将要关闭前，交易活动商人先登记了虚假的交易，接着这些信息将 被银行用来准备管理报告和最终的银行财务报表。当时贸易商人趁“小时的窗户” 机会在8点到9点之间去逆转虚假数据进入系统，避免系统内部支票(APRA，2004, 7)。交易者经常有规律的使用这个实践过程中的假交易，假交易利率和滚动的损 失。这个“小时的窗口”最后变成了有规律的早晨行为。这虚拟交易在公共市场 操作台产生了利润，贸易商人在2003年共收到奖金79万澳币。（普华永道，2004 年，第177页）。
损失如何揭露的
在2004年1月9日的早上7点，货币期权组一名成员“吹口哨”给组的另 一个成员，以表达他对这个操作平台真正地位的关注。在同一天的早上11点， 这个信息转发给交易员的主管进行。在1月10日和11日，商人，分析师与其主 管之间进行多样交流，直到1月12日，罗恩鄂尔多斯(全球市场的领袖)告知此 事件。在1月13日周二，银行宣布其所受到的损失及暂停了这场交易商活动。（普 华永道，2004，第20页）。
余波及后果
在2005年6月，前领导卢克-杜菲在外汇交易公开市场操作台，承认了他不 诚实地使用3次有利地位谋取他人的利益，在2005年6月被判29个月监狱以最 低时期的16个月行刑。吉安尼也承认犯下同样的指控，在2006年4月被判处 16个月监禁，无假释期间为8个月。大卫和文斯被法庭裁定为，为自己申请了 无罪辩护而受审欺骗的许多指控。在2006年，布伦被判在19场索价中有罪的 17场从他人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以及多次进行欺骗获得财政方面的优势。文斯 被判犯有12场控告他的事，为自己获得财政方面的地位，以及一次活动中取得 非法的红利。布伦被判绝坐牢44个月的期限以最低时期的30个月为限。文斯被 判28个月的期限以最低时期15个月在监狱里。
澳洲国民银行遭受了巨大的绯闻。除了已知的损失360百万澳币夕卜，这公共 市场操作平台被关闭了 15个月，新首席执行官-约翰.史都华被任命，30位人事 部高层人员被开除或再分配，银行面临着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81项特殊补救要 求，预计在2006年银行将办理好自身事务(玛雅，2005)。声誉的下降和萎缩的 市场份额，银行开始着手重建其文化，根据银行高官们的预测，则需要长达5 年的恢复期限。
分析和讨论
本文依据Schein理论机制的分析，得出澳洲国民银行领导人在金融欺骗案 中的重大作用。该数据使用六个基本机制对各种报告和平面媒体进行分析，强化 领导雇佣嵌入组织文化的巨大作用。
关注
银行的文化最常见的通过调查报告和媒体评述的，领导人的态度似乎把利益 的焦点和牺牲放在道德行为上。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2004年，第6页)关注捕 获领导价值观：“尽管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无规律实践的公共市场货币期权的信 号，这些都是可以忽略的。盈利是最终目标，是我们银行职员在交流中频繁听到 的表达。只要把营业单位变成利润，短处都是可以被忽略的。”
词组“利润王”是指一个奉献于短期收入以上的一种不道德行为。“利润王” 趋向于促进一个不切实际的信仰，一切都是为了赚钱，道德的准则可能在赚钱过 程中被看作障碍物或阻碍(沃尔夫，1988)。我们应该创造出一种长期的思路和 风气来获得发展(库克，
1991;特雷维诺，纳尔逊，1995，1999)。大卫对领导管 理风险和利益之间的平衡，提供
了以下的洞察力：“当风险开始向着我们成长， 管理会在一些控制中有正常的实践，但是只要我们赚钱，他们并不希望让任何人 在交易平台中失望的收入流动。所以他们相当多的留给自己的计谋，最小的干 涉。”（大卫，2004，第24页）。 在下面文章中，大卫陈述：
在此期间，限制性的破坏在每一天中发生。所有的活动都似乎正常的停止了， 我没有听见我们应该用尽任何方法来降低风险。在12月份，这交易平台上有超 过1600万澳币。马克对我建议说，当我们赚了很多钱的时候，他们不会做任何 事情，只会不断的
找我们麻烦。除了马克，我没有和管理人员及另外领域的银行 联系，马克教我如何从我周围的团体获得资料，他认为我们此刻并不是英雄，我 们的交易平台却被认为是成长的区域。（大卫，2004,第103页）
假设这个账户对于至少是一个交易者来说是精确的，那么银行的领导人将会 出来稳定利润，这样的话任何人来创造利润都是无懈可击的。尽管管理人员似乎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来促进繁荣，但他们在参加任何欺骗性的行为中没有得到 宽恕。在大卫的量刑中，法官说：“我接受发生在利润道德的冒犯。”
危机的反应
危机的来临，一旦被高级管理的领导们发现，就是大家所说的专业性地和伦 理上的。银行马上宣布损失和委任外面的顾问（普华永道）来调查这丑闻的根源。 领导人的行为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送交组织成员公开、程序的承诺。然而，在董 事会的会议中，这调查报告并没有被揭开。这问题最初起源于凯瑟琳（审计委员 会主席），她反对普华永道在这调查欺骗案中的独立性。普华永道保留了对银行 的内部审计，报道了相关的风险管理事项（APRA，2004,第59页）及对银行恰 当的内部控制下了定论（特恩布尔，
2006)。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注意到“对 报告的回顾可能推出这工作是有缺陷的” （2004,
第59页）。可理解的是，这个 在其它的董事会成员中引起了相当大的焦虑。就像他们认为她的要求是不负责任 的及反映出对董事会的不利。7名非执行董事尽自己的努力提议自己的基本原 理，除非沃尔特辞职，不然他们将会辞去他们的职务。沃尔特宣称他拒绝辞职， 除非整个董事会随着他的辞职而解散。（德伊莱，2004)伴随着长期斗争的威胁， 非常股东大会的溢出，这个交换场所的斗争吸引了有关媒体的关注。这个特别股 东大会被用来解决这问题，最后以沃尔特同意辞去他的职位而终止，另外的董事
会成员也陆续辞去他们的职位，新的董事会又将组成(特恩布尔，2006)。这丑 闻使银行处于尴尬地位，它的污点名誉将长期的存在。
结论
这文章引导了澳洲银行在组织文化上的研究（特别是在外汇交易上）。四个 欺骗交易商造成澳大利亚国际银行损失360百万澳币是非常有效的。本文的目的 是确定银行的文化在交易商的行为中产生的影响。根据Schein (2004)的机制， 银行的注意力强调利润，当完整性董事会在混乱中垂直落下，银行对危机的反映 发出了令人困惑的信号，超出了普华永道报告的独立性。银行领导的角色，资产 上集中处于良好状态。由于创造杰
出的利润需要有有一个好的名声，银行似乎已 经招聘交易员。因此，这样的机制发展了一种文化，使欺骗能够出现和继续较长 一段时间。
澳洲国民银行领导的主题似乎集中于利润，进程，责任的废除，问题增加的 障碍描绘了一个解雇的银行管理模式。议题被忽视或听从于另一个，管理人员忽 视他们的责任来交流这被识别的问题。这样领导能力减少了检测的机会和处理交 易商的行为，可能非故意地滋养了这交易商的幻想，即只要长期的交易机遇的转 向，他们可能隐藏这损失。这个错误的希望终于创造了一个不可挽回的360百万 澳币的损失。事实上，一个同僚本想自己去揭发的，所以说银行是侥幸的。虽然 这领导从不参与任何欺骗性的活动，他们可争辩的是他们对预防这事件的责任不 够长。实际上，这伦理的气候，就是在他们不可争辩的责任的鼓舞下，或至少没 有令人沮丧的影响交易商的行为。
损失的宣告，许多员工和董事会成员的辞职改变了银行。越来越多值得注意 的人物是弗兰克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主席艾伦和审计委员会主席凯瑟琳。
文化变迁需要一个承诺。斯图尔特需要更多的考虑自己作为伦理的执行官而 不是别的(特雷维诺一等人，2000)，它需要一个强烈和严格的伦理的信息交流， 亲自真诚的交给他的领导。这领导需要学识渊博和了解他们的力量和责任。只有 当澳大利亚国际银行的内部领导文化已经定型，澳洲国民银行才能稳步发展。
资料来源：史蒂文，库伯，彼得.澳洲国民银行的领导、文化和员工欺骗案件[J]， 公司治理，2007，（15): 1442-1452.
澳洲国民银行的领导、文化和员工欺骗案件【外文翻译】.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