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看其意义及局限

2017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Science (AETMS 2017) ISBN: 978-1-60595-489-9 The Significance and Limitation of the “Arbitrariness” Theory of

Linguistic Signs Proposed by Saussure

Jiang-ling SHI and Jiu-gen XI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Lif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Keywords: Saussure, linguistic signs, Arbitrariness, Significance, Limitation.

Abstract. Saussure's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is praised as the \by people.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symbolized the beginning of structuralism. Saussure put forward many important theory views in this book and the arbitrariness theory principle of linguistic signs is the most primary and the most important. Beyond all question, the arbitrariness theory principle of linguistic signs has been influenced people's language researches and analysis for a long time. At the same time, it shows certain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historical limitation. Therefore, any theory belongs to historical category, this requires us to take correct attitude and see things with dialectical and developmental vision.

从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看其意义及局限

施江玲，肖九根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生活研究中心，江西南昌，中国

关键词：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意义；局限

摘要：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被人们誉为现代语言学的“圣经”，它的产生标志着结构主义时代的开始。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而其中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就是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理论原则。毫无疑问，语言符号任意性这一理论原则，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语言分析与研究，既具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又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任何理论都是历史的，我们要用辩证而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这才是应取的正确态度。 1．引言

索绪尔是上世纪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语言学家之一，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人们誉之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现代语言学的“圣经”，它的产生标志着结构主义这一时代的开始。20世纪30年代，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传入我国，在我国最早研究索绪尔学说并把它应用于语言教学的是著名学者陈望道和方光焘。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语言研究也进入到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学术政策宽松，人们思想活跃，很多学者采用结构主义理论与方法来研究问题。索绪尔提出的任意性理论是语言符号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它引起了语言学界的热烈讨论。语言学家各抒己见，观点不一，有赞同的，也有批评的。多种观点、多种思想的碰撞，这对促进语言本质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也谈谈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的一些看法。

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能指与所指关系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以及我国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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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语言问题。大约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就对语言问题进行过两场有名的论战，其中一场就是关于形式和意义关系问题的争论。“约定派”认为事物的命名是人们相互约定的，与事物的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中象声词极少，即使没有这类词也不影响语言的交际。无独有偶，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战国末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我国思想家、教育家荀子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在《正名篇》中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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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实名。”[1]p420这就是著名的“约定俗成”论。数千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点，而且今天还在继续影响着人们。2．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内涵特征

2.1 任意性决定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心理实体的关系

语言符号是所指和能指的结合体。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所包含的两项要素都是心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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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联想的纽带连接在我们的脑子里。”[2]p100阐明了语言符号含义之后，索绪尔提出了“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他说:“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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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2]p102 2.2 任意性决定语言符号音义之间没有本质的必然联系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之间的联系完全是偶然的、任意的，语言符号和客观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树”，汉语说“shu”，英语为“tree”，这是没有理据的，完全是任意性的，是无法解释的。又如：“‘姊妹’的观念在法语里同用来做它的能指的s—r(sur)这串声音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它也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来表示。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就是证明：‘牛’这个所指的能指在国界的一边是b—f(buf)，另一边却是o-k-s(Ochs)。”[2] (p102–103）

他还认为：“任意性这个词还要加上一个注解。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我们在下面将可以看到，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2]（p104） 2.3 任意性决定语言符号具有强制性

语言符号任意性是就语言符号创制之初而言的，当语言符号进入了社会交际，社会成员对它的使用便有了规约性与强制性。因此，语言符号是受社会制约的，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是“被绑在集体的镇石上”，个人是不能随心所欲地任意改变的。如果个人可以任意改变语言，人们互相之间就无法交流了，语言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其交际工具的作用了。例如，“苹果”对应的是“ping guo”，而不是其他语音形式，这是语言使用者不能任意改变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语言规则。 2.4 任意性决定语言符号具有可变性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语言音义是不断变化着的。虽然社会发展变化了，语言也会随着发展变化，但其音义的结合是可变的。正因为语言符号音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是社会约定的，所以它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例如，一些新词的产生、词的新用法等，尽管是随着社会事物发生了变化而出现的，但以什么样的音义结合却是任意的。语言符号中，就有许多这样的现象：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意义却用相同的符号表示，如“电灯”的“电”与“雷电”的“电”、“一米长”的“米”与“白米饭”的“米”等，前者的“电”、“米”都是后来出现的借词；反之，同样的事物，同样的意义而用不同的符号，如汉语的“苹果”英语说“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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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桌”念“desk”之类。一些词义的变化也是这样，古人是“席地而坐”，两膝着席，跟跪差不多；后来出现了椅子、凳子之类的坐具，坐的姿态发生了变化，是臀部着地或接触坐具，因而“坐”这个词的意义用法都发生了变化。当然，这个新的意义用法也可用别的语言符号来表示。

索绪尔曾经对此作过深刻的阐述，他认为符号“因为是连续的，所以总是处在变化的状态中”,[2]（p112）“我们找不到任何语言抗拒发展的例子。过了一定时间，我们常可以看到它已有了明显的转移 。”[2]（p114）“时间会改变一切，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语言会逃脱这一普遍规律。”[2]（p115）

3．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3.1 为世界语言多样性提供理论依据

世界上的语言多达数千种，对同一事物各国语言称名的语音形式不尽相同，每种语言都带有民族文化的烙印，且有多样性变体，这“类似于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3]虽然语言具有社会性、民族性特征，但其音义之间没有必然的、本质联系的属性，却是世界语言具有多元性、多样性的根本原因，而这又是由语言符号任意性所决定的。 3.2 为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建立新的联系奠定基础

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建立起来的新联系，奠定了语言符号系统的原则基础，而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则是任意性理论的进一步补充与发展。“事实上，整个语言系统都是以符号任意性的不合理原则为基础的。这个原则漫无限制地加以应用，结果将会弄得非常复杂；但是人们的心理给一大堆符号的某些部分带来一种秩序和规律性的原则，这就是相对论证性的作用。如果语言的机构是完全合理的，人们就可以就其本身去加以研究。” [2]（p184） 3.3 对语言科学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任意性是“头等重要的”原则，它“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胜枚举的”。很多东西往往是最简单的却又无法解释，就像数学题“1+1=2”，我们说不清这个最简单但似乎又是最难的问题。我们只有从心底认可它，以这个为基础的基础才能继续学习后面的知识。所以，我们只有先把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看作是习以为常的,才能理解语言是一种具有分层装置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认为：“我们深信，凡是跟作为系统的语言有关的一切，都要求我们从这个很少引起语言学家注意的观点，即任意性的限制去加以研究。这是最好不过的基础。事实上，整个语言系统都是以符号任意性的不合理原则为基础的。”“但是由于它只是对一个本来就很混乱的系统作局部的纠正，所以人们在研究这个限制任意性的机构的时候，就只好采取由语言的本质所给定的观点。”[2]（p183-p184） 3.4 对后世符号学的研究与发展起到开拓性的积极作用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它是符号学研究中的一种范式。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观点为后世符号学的研究与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2]（p10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可以成为整个符号学中的典范，尽管语言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系统。”[2]（p103-104）

因此，任意性原则不仅适用于语言符号的研究，还可推广到其他一般性符号的研究。可以说，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系统对于其它学科符号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关于符号学观点，尽管索绪尔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上升至方法论的高度，但这并不妨碍后世学者沿着他开辟的符号学道路去进行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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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语言符号“任意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4.1 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如超出一定范围便为非任意性了

众所周知，“任意性和非任意性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共同成为语言系统的两大功能性组织原则。任意性是受非任意性制约的任意性，而非任意性是以任意性为生存条件的非任意性。”[4]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阐述了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理论，认为绝对任意性是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他又说：“语言的机构可以从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角度来看”，“符号可能是相对地可以论证的”。[2](p181)索绪尔所说的“相对任意性”即相对可论证性，即指：“a.把某一要素加以分析，从而得出一种句段关系；b.唤起一个或几个别的要素，从而得出一种联想关系。”与此同时，他又强调：“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论证性也永远不是绝对的。这不仅因为可以论证的符号的各个要素本身是任意的,而且因为整个要素的价值永远不等于各部分的价值的总和。”[2]( p183) 4.1.1 如以语言符号与民族文化结合于一体的产物

语言符号系统的形成，一方面是由其任意性所决定，另一方面又受其民族文化影响而具一定的理据性或非任意性。因此，从这一点上说，语言符号是其任意性与非任意性结合的产物。

索绪尔对语言进行了共时和历时的区分，强调共时优先，共时与历时的区分是绝对的。他认为语言的共时研究是研究某一特定状态中的语言系统，不考虑时间因素；而语言的历时研究则是考察语言的历史演变。他说，语言是“处在两条道路的交叉点上：一条通往历时态，另一条通往共时态”。[2](p141)索绪尔还将语言区分为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内部语言就是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而外部语言则是语言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关系以及语言地理上的扩展与分裂等现象。沈家煊认为：“在传统标记理论的基础上，新的标记理论强调标记模式的‘相对性’和‘关联性’，这种标记模式具有普遍意义，并且有语用、认知和生理等方面的基础。这说明语言的结构跟语言的功能密切相关，对语法现象应从语言结构之外去寻找解释。”[5]（p1）

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历史、地理与文化都不尽相同，各种综合复杂的因素形成了各个国家的语言符号，这些语言符号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了丰富与发展。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达语言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即以一个圆表示任意性原则：假设客体为圆心，所指是半径，圆上的各点就是能指，对于一个相同的客体，可以有无数个所指和能指，即能指和所指之间是任意的。此外，任意性原则在不同语言系统之间是不可论证的，这说明能指和所指的联系具有非常大的选择性。而每个国家在选择的时候都不一样，各自选择了适用于自己的语言符号，从而形成了本国的语言符号系统。不可否认，在选择的过程中，各国都会受到本国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正是索绪尔所忽略的历时语言和外部语言所研究的对象。当然，如要全面研究各国外部语言的因素，这是很难的，也不大可能。

4.1.2 如以语言初始符号人为地组成一种复合结构

人们一般地认为，“索绪尔所讲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单个符号中能指和所指对象之间的任意性,而不是符号组合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6]还认为，“任意性普遍存在于语言符号内部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上,而象似性普遍存在于符号组合 (语言结构) 中。”[7]也就是说，语言符号创立之初，能指与所指的联系只能用任意性来解释，而在初始语言符号基础上所产生的新的语言符号就具非任意性了。索绪尔对此看作是相对论证性的作用，他说：“事实上，整个语言系统都是以符号任意性的不合理原则为基础的。这个原则漫无限制地加以应用，结果将会弄得非常复杂；但是人们的心理给一大堆符号的某些部分带来一种秩序和规律性的原则，这就是相对论证性的作用。”[2](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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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如在原有的语言规则条件下创造新的语言符号

对于已经掌握了某一具体语言系统句法结构规则的使用者来说，如果创造新的语言符号，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已不再是任意的，这是因为他们了解、掌握了该语言系统的规则，并在原有语言结构规则下创造的。例如，最近风靡网络的“蓝瘦”、“香菇”，来源于广西壮族方言，是“难受”、“想哭”含义的变体。它迅速窜红于网络，短时间内为人们所接受，并广泛得到了传播，这绝不是任意性的，而是有理据性或非任意性。 4.2 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无法解释一些词语音义结合的机理

生活中常见的“拟声词”和“感叹词”具有象征性的作用，其音义之间的联系并非绝对地具有任意性，而索绪尔认为这两类词是否具有非任意性——即象征性，还是不确定的，他说：“总而言之，拟声词和感叹词都是次要的，认为它们源出于象征，有一部分是可以争议的。”[2](p105)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说，汉语的马、牛、鹊、雀、雁、鹅、鸠等，都是模拟自然事物的声音构成的。如布谷鸟，汉语叫做\布谷\，英语是cuckoo，法语是coucou，匈牙利语是kakuk，古希腊语是kokkuk，这里关于布谷鸟的语音形式，五种语言都十分相似，显然这是根据布谷鸟的叫声仿拟的结果，这些词的音义结合就具有一种可以解释的逻辑联系。[8]（p31） 4.3 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并非辩证而全面地看待一切相关事物

索绪尔“二元对立偶分”的方法论是辩证分析方法的具体化，它是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范式，并对其他学科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其区分的目的是为了明确语言的研究对象，他强调了共时语言优先却忽略了历时语言，重视了内部语言却搁置了外部语言，看重了一方面却掩盖了另一方面，这表明他考虑问题并不全面，没有统筹兼顾、辩证地看待问题，缺乏整体观，这就不免带有武断了。他在一个并不辨证而全面的理论基础上，得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理据性而是任意性的结论，这就不免让人产生怀疑。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观只是从语言系统内部进行考察，存在某种不足。而当前认知语言学 (以Langacker， Lakof 为首 )则从语言系统外部的人类经验的概念结构探讨语言的一些实质，比如象似性、隐喻，可以看作是对索氏语言符号任意观的重要补充和完善。”[9]确实是这样，“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的共时存在才是语言的本真的存在。”[10]4.4 索绪尔语言符号一概不可论与科学精神有些悖离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没有逻辑联系的，也是不可论证的，这就使得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存有无法解释的意味，似乎它是人类无法认知的东西，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因此，有人批评任意性是一种虚构的原则，属于哲学上的不可知论。[11]大家知道，科学研究是为了探索人类一切未知奥秘的，具体到语言领域里则是努力探寻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关联的动因和理据，而这似乎与我们追求真理、探求科学真相的意愿相背离。 5．结语

5.1 辩证而全面地看待问题是科学研究获取正确结论的重要条件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辩证而全面地看待问题，不能孤立而片面地看待事物。因此，进行科学研究要从整体上多角度地去分析问题，而不是仅仅偏重于某一方面。对于语言研究来说，因为“语言是一个由语义，语法和语音三个层面构成的符号系统，任何两个层面的相互联系都不能构成语言的全部”[12]，只有全方位地看待语言这一科学，才能得出正确而可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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