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基鱼塘：古代农业生态系统的典范

桑基鱼塘：古代农业生态系统的典范

作者：韵晓雁

来源：《农村-农业-农民·上半月》 2016年第10期

纵观中国农业发展历史，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中国农民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获取更优的经济效益，很早就开始因地制宜，尝试通过对田地的改造和整治，利用生物种群的食物链体系，变废为宝的物质循环利用，通过种养结合的思路进行探索和实践，创造性地发明了很多行之有效、独具特色的生态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如农田间作套种、稻鱼共生、水域立体养殖、桑基鱼塘、植物病虫害的生物防治等，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驯化发展的农业生态文化。

桑基鱼塘作为一种特有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成熟于明代后期、清代初期的太湖—杭嘉湖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它是根据当地的地理、气候、水陆条件、特产资源，利用生物多样化和它们的互生关系，以及动物食物链体系，将种、养相结合的生态农业综合经营模式。主要方式是通过凿池挖塘，培养桑基，基上植桑，塘里养鱼，蚕食桑叶，鱼食蚕粪，塘泥壅田、培桑，塘内余水还可用于灌溉。循环交替，数利俱获。20世纪七八十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把桑基鱼塘作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典范。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桑基鱼塘为“世间罕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很好地维护和平衡着农业生态关系。在循环发展的生态农业经营方式的不断探索和尝试下，不断得以完善和成熟，逐渐形成因地制宜，生产方式多样化、生物方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为一体的农业生态系统。

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体系项目的评定，中国是最早响应和积极参与的国家。2013年5月21日，农业部公布了19个传统农业系统为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传统的稻鱼共生农业生产模式——浙江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入选，并被列入世界农业文化遗产项目。2014年，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被列入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

从史实文献和古代农业历史的研究中追溯桑基鱼塘出现的源头和痕迹，我们就要提到南宋时期著名的农学家陈旉。陈旉终生不求仕进而躬耕于西山，终其一生将研究成果著成传世之《农书》。他提出“在十亩地上凿陂塘二三亩，以所起之土筑堤，堤上种桑”。除了在陂塘的堤上种桑，还记载了塘中养鱼，水用以灌田，体现了农、渔、副统筹发展的循环发展理念。对中国农业史有独到研究的日本专家天野元之助认为此即为近代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先声。但与明清时期的桑基鱼塘不同的是，当时对高田整治的目的还只是为了解决灌溉用水的问题，并没有着意改良局部生态环境的考虑。且在高田地带挖塘蓄水也仅限于江南西部的丘陵与浙西山区，还未用于水乡。此外，宋元时期湖桑的品种尚未育成，植桑技术也稍显落后。

太湖流域独特的生态农业系统——桑基鱼塘真正的发展，则要从16世纪中叶苏州府常熟县巨富谭晓、谭照两兄弟的发家史说起。据《常昭合志稿》卷48“轶闻”记载，明代嘉靖年间，谭晓、谭照兄弟世居常熟湖乡，这里地势低洼，湖田多涝，当地居民多弃田经营渔业，田亩荒芜数以万计。谭氏兄弟低价买下田亩，雇用乡民，“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架以梁，为茇舍，畜鸡、豕其中，鱼食其粪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泽种菇茈菱芡，可畦者以艺四时诸蔬，皆以千计。”由于经营得法，多样化生物物种的互生关系得以充分发挥，变废为宝的物质循环得以充分利用，谭氏兄弟“家道日富”，在日后的抗倭战争中，捐巨金修固城防，后又赈济灾民，被后世缅怀至今。谭氏兄弟可谓桑基鱼塘的开创者，生态农业发展的探路者。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生态种养系统不仅仅有桑基鱼塘，还有蚕桑—湖羊—桑田系统以及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等。太湖地区利用多种生物种养结合、利用各自食物链原理，以及羊、鸡鸭、鱼以及蚕的粪便等进行变废为宝的循环再利用，降低投入和成本，大大增加了经济

效益，同时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循环系统，不仅在太湖—杭嘉湖地区形成良性的生产多样化的经营模式，也逐渐形成了当地鲜明的农业地域景观。不仅如此，由于当地蚕丝和丝织贸易的快速发展，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以桑代稻的现象，来满足日益增加的对蚕丝的需求量，而不同强度的劳动分工也越来越细化，使得原本农作物种植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转变为其中的妇女劳力逐渐远离稼穑，专事养蚕和纺织的劳动，原本年老体弱和幼小的孩童也可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使闲置的劳动力得以利用，可以说这一古老的农业生态经营方式实现了物尽其用、人尽其力。此时的太湖地区，呈现了经济发达、社会稳定、一片祥和富庶的气象，成为江南地区的鱼米之乡、蚕桑宝地。

而珠江三角洲地区蚕桑业的发展，要迟于中原和长江流域，且较为缓慢。唐代广州成为通商口岸，绢丝生产和贸易迅速发展，明代至清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基地和水塘布局逐步形成，为了满足生丝对外贸易的需求，桑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桑塘和桑地面积不断增加，广东顺德等地逐渐变成了有桑塘无稻田的地区，出现了植桑与养鱼相结合的农业生产新格局，且规模不断扩大。

桑基鱼塘的出现无疑为当地创造了极高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此外，在漫长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也不断衍生出与这一农业生态系统相匹配的一系列农业文化遗产，如独特的农业生态景观、以稻鱼为主的饮食文化、蚕桑民俗文化和诗词歌赋以及相应的宗教信仰文化。

以河网密布的太湖地区为例，这里独特的地理地貌、生产方式、经济环境下孕育了独特的水乡景观，民居、商贾多沿河分布，江南水乡的景致也被文人墨客频繁述于笔端。早在唐代，就有杜荀鹤《送人游吴》之“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一幅小桥流水，舟楫穿梭，水乡特有的菱藕、绮罗、水产在桥头、巷间买卖的场景，一派江南水乡，景致这边独好，兴隆繁盛的景象。既有清代王士祯《蚕词》中“青青桑叶映回塘，三月红蚕欲暖房。相约明朝南陌去，背人先祭马头娘”关于桑林与鱼塘相映成趣，三月忙暖蚕，祭祀马头娘的景象；更有清末温丰《南浔丝市行》中杭嘉湖地区丝绸贸易的盛况：“蚕事乍毕丝市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市中人塞不得行，千声万语聋人耳。纸牌高揭丝市廛，沿门挨户相接连。喧哗鼎沸辰至午，骈肩累迹不得前。共道今年丝价长，番跃三枚丝十两，市侩贩夫争奔走，熙熙而来攘攘往。一日贸易数万金，市人谁不利熏心。但教炙手即可热，街头巷口共追寻。茶棚酒肆纷纷话，纷纷尽是买与卖。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

除此之外，自古及今，太湖地区人们的出生、成长、生产生活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中也还留有很多桑蚕文化的影响，进而形成独特的蚕桑民俗文化，如蚕花习俗、进蚕香、蚕猫辟鼠等，以及为了祈祷丰收和原始崇拜而进行的祭祀鱼神、蚕神等，这些活生生的农业文化遗产，与桑基鱼塘这一古老的农业生态系统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宝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亘古以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所蕴含的传统精神和农学思想就是协调和谐的天地人关系，此谓“三才观”，即“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对农业生产中天、地、人关系的明确表述，则始见于《吕氏春秋》的《审时》篇：“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中国的农民在享受着大自然无私馈赠的同时，敬天、惜地，利用大自然，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天地与人的和谐平衡。正是这种态度摆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的关系，从而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同时做到尊重自然规律，以达到平衡和协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