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体学视角下对弥尔顿与苏轼悼亡诗词的对比研究

语言文体学视角下对弥尔顿与苏轼悼亡诗词的对比研究

语言文体学视角下对弥尔顿与苏轼悼亡诗词的对比研究

摘要：在许多诗歌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爱情和死亡两个永恒的主题，对于悼亡诗歌来讲无疑是将这两种主要的诗歌主题和元素融合在了一起。弥尔顿和苏轼的悼亡诗词之间有诸多十分有趣的可供对比研究的元素，通过对弥尔顿和苏轼悼亡诗词之间的对比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分别深入了解弥尔顿和苏轼在悼亡诗词上的倾向和表现，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悼亡诗词这一独特的诗歌题材。 关键词：悼亡诗 弥尔顿 苏轼 引言

语言文体学也被称为风格学，在现在的文学批评中，大多数的学者都将语言文体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当下的各类文学批评中，语言文体学主要用来研究文本题材的相关特征、本质以及规律等等，它是介于美学、文艺学和心理学等等学科之间的文学批评方式，可以说语言文体学是较为综合的边缘学科。当下通过运用语言文体学从而对诗词进行研究已经成为了一种十分常见的研究手法，然而通过语言文体学对更为独特的悼亡诗歌领域的研究还较为浅显。在悼亡诗歌的独特领域中，弥尔顿与苏轼的悼亡诗词之间有着十分有趣的元素对比。就西方诗歌领域来说，对于表现爱情和死亡共融的诗歌元素是比较罕见的，而苏轼的悼亡诗则大多是我们所熟悉的。其中，弥尔顿的《悼亡妻》和苏轼的悼亡诗词之间同样表现出了一种十分深沉的、充满了诗人个人真挚情感的对亡妻的怀念与哀悼。这种元素使得我们能够通过语言文体学的批评方式对弥尔顿和苏轼的悼亡诗歌进行进一步的对比，从而体会到中西诗人对于悼亡诗歌的审美把握和表现元素。 一、语言文体学及其相关批评方式

语言文体学也被称为风格学，在当下的各种文学批评中，语言文体学主要用来研究文本题材的相关特征、本质以及规律等等，它介于美学、文艺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之间，属于一种交叉式的边缘学科。在语言文体学的具体分析中，通常运用到了语言学理论和相关的方法来研究文本及文体中的包括语言风格、表达方式和表达效果。我们在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语言文体学的分析过程中，通常是从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性质来入手，从而进一步结合文体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作品的审美把握和批评理论等等加以分析。在语言文体学的研究过程中，往往都能够注重兼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方面的主观性和文学批评理论两个大的方面。

在对弥尔顿和苏轼相关悼亡诗词的研究中，语言文体学被运用到诗歌的领域，诗歌以一种全面和深切抒发作者感情的、表达丰富的想象的文学体裁，它常常以节奏感和韵律美体现出语言的特定排列，抒发思想情感。在对弥尔顿和苏轼悼亡诗歌的欣赏过程中，通过对语言文体学的相关介入，在赏析中能够避免局限在理解诗歌的内容，而同时兼顾了文体学批评的视角。同时，通过语言文体学的运用，进一步分析出诗歌篇章中的语言表达、意向、篇章等等主要的构成元素，从而能够帮助我们运用语言文体学对弥尔顿和苏轼的悼亡诗歌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和结构上做出较为细致的对比分析。 二、文体学下弥尔顿和苏轼悼亡诗歌对比研究 语音层面

在语言学相关理论中，语音是语言学研究的基础内容，也是构成语言学整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文本中，语音和语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通过这样的联系能够使得阅读的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或者情绪上的起伏。在诗歌的语音方面，主要通过对音韵和节奏的相互结合而形成一定的表现。在弥尔顿和苏轼的悼亡诗歌中也常常有意安排一些富有韵律的语音来表达诗歌的语义和主要内容等。

在弥尔顿的悼亡诗歌《悼亡妻》中，通过对重音方面的把握和具体的运用，从而形成了他

自己独有的悼亡诗歌的具体风格。弥尔顿在自己的悼亡诗歌中，有针对性地采用了十四行诗的表现方式，在英国十四行诗的表现中，较为基本的表现方式是采用五步抑扬格的特征。五步抑扬格运用在十四行诗歌中往往能够让诗歌显得更为工整，在节奏和韵律上朗读起来也十分流畅和上口，从而通过对具体音节的安排表现出抑扬顿挫的情绪起伏。在具体的诗歌中，弥尔顿在《悼亡妻》中的前几行就加入了相对较多的长元音，同时通过配合和辅助双元音的运用，共同使诗歌的表达更加有节奏感，在对长元音和双元音的运用上，口型表现为较大而圆。弥尔顿通过运用长元音和双元音的特色，使得整首诗歌在朗读过程中显得较为洪亮，发音较为圆润清晰，从而很好地表达出一种抑扬顿挫，尤其是表达哀悼情绪的悲伤情绪，从而表达出诗人的悲痛之情。同时，在诗歌的表现中，诗人弥尔顿也注重运用了较为短促的音节来表达一种即将要离去的激烈的感情和不舍的情愫，从而体现出一种哀悼的沉重主题。 在苏轼的悼亡诗歌中，则是通过中国古诗所特有的韵律来表达语音上的一种悲痛的情绪。例如，苏轼在《江城子》中，通过对韵脚的选择和对平仄之间的巧妙运用，比较贴切地表达出想要表达的情绪。在《江城子》中，苏轼很好地运用了声调之间的平仄配合，同时在声韵方面，也注重了一定的重复和运用。在声韵上，苏轼主要体现出了一种反复和相间的特色运用，使得整首诗在表现中体现出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哀婉复返的美感。在整首诗歌中，苏轼运用了一些独特的韵脚，加入对相同韵脚的运用，特别是在“行”、“妆”、“冈”等字的韵脚的运用中，形成了一种语音和语义之间的自然关系。在这些字的相同韵脚中，往往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口型较为圆润扩大的状态，能够体现出悲伤的情绪，仿佛哀婉的哭诉一般，从而体现出苏轼悼亡词的悲伤内涵。 语言风格的比较

弥尔顿和苏轼的悼亡词除了基本的语音上的比对之外，我们可以在语言风格上做出一定的解析。在语言风格方面，弥尔顿的诗歌是比较典雅的，尤其是采用了传统的工整的十四行诗的写法和排列方式，使得整个诗歌在形式上显得十分富有文采，这种文采同时体现出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诗歌传统的古典美感，同时也使读者体味到一种十分雅致的诗歌感觉。对比之下，苏轼的悼亡诗词显示出的是另一种语言的美感，从语言风格的方面来分析，是一种接近朴实和真挚的状态。可以说，苏轼在自己的诗词所要表现的风格方面，更加突出地显示出了一种比较直接的、类似于陈述和白描一样的表现手法和风格，由此形成的风格能够让读者产生一种生活化的共鸣，对于苏轼想要表现的最朴实的对于亡妻的哀悼之情来讲，无疑是比较适用的，能够引起读者感情的共鸣。 在表现各自语言风格的过程中，弥尔顿和苏轼也分别注重运用了自己想要体现自我语言风格的词汇来构建其独具个人特色的语言风格。所以就构成语言风格的基本单位来讲，两位诗人在词汇的选用上也是比较用心和精致的，弥尔顿的悼亡诗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一种典雅的整体感，相对应的，弥尔顿在词汇的运用上也是比较典雅和注意的，通常选用了一些十分雅致的词语，包括十四行诗中的一些古英语的运用，使得整首诗歌在风格的呈现上表现出了古典雅致的基本特色；苏轼在悼亡词中所用到的词汇则是平易近人的，在这样的词汇运用上，苏轼的词汇呈现出一种真切深刻的特点。这种真切深刻和平易近人，很容易使读者生发出一种感情上的共鸣，从而使苏轼的词在表现上具有了一种亲和力，读者在阅读到《江城子》的时候，总是会被“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等十分亲近而又充满了伤感气息的词句所深深触动，从而理解作者内心深处最悲痛的情愫。 各有侧重的修辞手法

在诗歌的构成中，通过结合语言文体学的相关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在弥尔顿和苏轼的相关诗歌中，通过各有侧重的修辞手法，从而表现出各有侧重的诗歌风格。在弥尔顿的《悼亡妻》中，诗人充分运用了有关于《诗经》中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对于亡妻的无限哀悼之情，弥尔顿在诗歌的表达中，运用了关于古希腊神话故事的传说，从而将自己的妻子抬高到了一种较为明显的高度，表现出自己妻子的一种十分纯洁的、至高无上的爱情。同时通过引用经典

的神话故事，也更容易让读者接受，对于诗人的妻子做出一种将其置身于神话故事中的深层的想象中，使得诗人的妻子发出一种圣洁的光芒。由此来分析，在弥尔顿的诗歌中，作者更多地运用了一种“用典”的修辞手法，从而使自己的情愫和妻子的形象达到了很好的融合和展现。

在苏轼的悼亡词中，相对弥尔顿喜欢用典的修辞表现，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对于过去的回忆，对于将来图景的构建等等，我们可以称这种修辞手法为“示现”。我们在阅读苏轼的悼亡妻的诗歌《江城子》的时候十分容易被打动，不仅仅是因为苏轼善于运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和亲切的感情共鸣，同时也在于苏轼通过特殊的修辞手法，让那些曾经美好的事物和图景展现在自己的眼前。苏轼在《江城子》中写出：“小轩窗，正梳妆”等十分详细的细节再现，加之配合了自己较为平易近人的语言，使得整首词在表达上显示出了一种将往昔的美好日子跃然眼前的景象，而这样的景象也能够打动读者的内心，使读者更随作者一起回忆往昔，再回到现实，从而将词所表现出来的十分深刻的悲痛更涂上了一层无以复加的哀婉。同时，“示现”的修辞方法中，词也变得更加富有人情味，拥有了常人所习惯的回忆与感伤，从而使得整首诗的悼亡主题得到升华，达到独具特色的效果。 三、结语

弥尔顿和苏轼在其各自的诗歌表现中，都不同程度地对悼亡诗倾入了自己的独特表达。在弥尔顿的悼亡诗《悼亡妻》中，更多地使用了长元音和双元音的语音配合，同时加上了古雅的语言风格和用典的修辞手法；而在苏轼的悼亡词《江城子》中，则体现出了诗人苏轼一贯的风格，在语言上体现出一种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在修辞上则更多地运用了“示现”的手法，从而形成了具有苏轼特色的悼亡诗歌。通过对弥尔顿和苏轼的悼亡诗歌在语音、语言风格和修辞等几方面的比较，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悼亡诗的主题和中西两位诗人的异曲同工之妙。语 参考文献

【1】杨周翰.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J].北京大学学报，1984. 【2】张志敏.苏轼的《江城子?记梦》与弥尔顿的《致亡妻》[J].广西社会科学，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