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歌川散文创作起点论

钱歌川散文创作起点论

钱歌川散文创作起点论

内容摘要：20世纪30年代，上海同时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代化”进程使之失去了本土小镇特色而一跃成为兼容万象的国际大都市。1930年到1936年，是钱歌川在上海工作生活创作的六年，上海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常的城市，他的文学之路从这里开始，从这里走远。上海都市现代化从思想到内容层面都影响了钱歌川地文学创作，使其创作也浸染了商业世俗气息；然而，钱歌川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又有意无意地想要摆脱商业而让自己的创作提升至雅的层面。钱歌川的散文随笔兼具雅俗，市民性、意识独立之精神聚融其间，消闲中融贯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城市使得钱歌川地创作产生了灵与肉的分割，而钱歌川又以个体创作书写了城市，丰富了“城市性格”，体现城市与人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上海 现代化 钱歌川 市民性 知识分子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再一次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伴随着工商化发展，市民成为最重要的信息接收对象，大众媒介市场繁荣。钱歌川就从这时开始闯入上海，从这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于是，上海这座城市与钱歌川发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了特殊的城市与人关系。 一.“鸣”在上海而“名”因北平

新文化运动文学肇始阵地《新青年》在上海创办，而高潮中心却在北京，上海只是作为当时响应运动的一个重镇，属于北京文化中心的附属之地，这就是源于上海当时文化没有深刻内涵。但运动退潮后，北京作家们又纷纷南下，到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再一次成为全国文化中心。钱歌川与上海发生联系是在1920年代钱在日本留学期间往返其间，其短篇小说《诞生日》曾经发表在《一般》杂志上。但是他真正进入上海文学界，在上海工作创作是在1930年后，经夏丏尊介绍任中华书局编辑，负责编辑《辞海》。此时，上海已经同时成为了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而钱歌川还只是一个初到上海的“海漂”一族，生活与理想最终都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成为他与都市上海共同的记忆。

在《一般》杂志上，钱歌川发表了他“平生第一次的作品”——短篇小说《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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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而由于这一次的助人投稿行为，竟然让钱歌川就着这渊源，奠定了他一生文人基础。钱歌川出版的散文集中，真正创作于其居于上海的只有《北平夜话》、《詹詹集》和《流外集》三部集子。而散文正式成为钱歌川创作体裁选择是在1932年之后，当时，他参加了一个学术团体应邀到北平开会，故而便在朋友陪同下将北平仔仔细细地游览了一番。回到上海后，写成了10篇“夜话”，以“味橄”笔名将“夜话”发表出来。因着此次的创作，让“味橄”这个笔名“一炮而红”，时有人打听“味橄”何许人也？钱歌川也因“味橄”而在上海文学界“一鸣惊人”。从这时候起，他对写随笔小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此后，钱歌川再也没有换过文学体裁，一直坚持散文创作，出版了大量散文集，数量之多仅次于周作人，超过了林语堂和梁实秋[1]。

上海之于钱歌川是文学的起点，而他真正的文学创作却是以“北平夜话”开始，时间已经是1933年了。

二.城与人：知识分子“灵与肉”之割裂

城市是人的城市，人是居于城市中的人，在文学中，“城只有在其与人紧密的精神相联系中才成为文学的对象”[2]。城市与人的契合在城市中一一表现，城市在向着人的意识规划发展，而人在城市中进退都與城紧密相关。上海与北京都与开始进行散文创作的钱歌川关系密切。上海是钱歌川生活所在地，是代表现实的一方，是“柴米油盐”；而北京便是他表现知识分子身份的堡垒，是理想承载者，是“诗和远方”。1930年代上海知识分子们生活在都市，是正在融合，却自身自觉地彰显着与城市的间隙，他们也就是在这样的消融与嫌隙中摇摆不定。在这样地撕扯中，他们进退两难，却坚持独立，因而，他们只能居于都市而仰望自身灵魂之独立。《北平夜话》是钱歌川第一部散文集子，也正是这个集子让他真正进入读者视野，除了身为中华书局《新中华》杂志编辑写文章为刊物“站台”之外，恐怕还有更为深刻的原由，他要在上海都市能够动弹的自由里徘徊，以知识分子之身份独立其间。 1.身于斯缚于斯

20世纪30年代，上海同时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海以“海”的开阔胸怀包容着出现或者迁移至此的各种文学现象。这里既有精英文学，也有市民文学；有雅文学，也存在着俗文学；有左翼文学，又有自由主义文学，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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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动文学…

因着上海都市包容性和顺应市场规则，投其所好便成为当时上海大众媒介内容选择的准则之一。在1930年代的上海，国共合作已经完全破裂，上海成为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舞台，加上租界为代表殖民政治，生活在上海的市民是最靠近政治的人群；而市民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政治抱负，每日生活求得安稳便好，所以政治仅是他们生活的点缀，对于政治抱有极大期望和参与欲望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城市“现代化”在硬件方面正在满足都市人物质需求，而大众媒介的繁荣则是满足都市人思想的“现代化”；市民需要新媒体（当时的报刊杂志等纸质媒介都算是新媒体）来满足自己了解世界，而精英们则需要通过新媒体来满足自己对市民思想引导而成为“意见领袖”，各取所需，报刊杂志等媒介便成为联系精英与大众的纽带。读者基础意味着市场，在当上海那个以市场作为经济衡量标准的都市来说，拥有庞大的市民读者群了便是拥有庞大的市场了。都市市民每日生活便是柴米油盐，时有些“宏大”话题便是如今政治局势之“各家之言”，顺应市场规则，都市散文频频说说“闲话”，时而伴有些“国家大事”之评说，再以提升气质为目的谈谈艺术。

钱歌川几乎是和南下知识分子们同时来到上海，初到上海的他几乎是和南下作家们一样，对上海的一切都充满了新奇感，他们都带着一腔热血要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却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屈从于现实。他们留学国外，接受的知识和思想都可以算是当时属于国际的最前沿，但是回到国内，他们要面对的是尘封已久的中国文化，南下上海之后，对于上海这座“东西合璧”的都市和“亦东亦西”的上海都市文化，他们起初是坚决与之保持距离。所以初来上海并没有积极地融入上海都市文化，而是坚持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骨气”，站在高处俯视着这座都市的平平常常。但是就算是精英知识分子，还不能逃过生活的摆弄，生活永远可以将最顶端变成最卑微，这一时期的作家们都逃不过物质需求而跳脱至纯粹的精神需求。最是能说明例子的是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和陆小曼在上海居住，因着徐申如对徐志摩迎娶有夫之妇陆小曼而断绝了对徐志摩地经济支助，徐志摩为了补贴家用，不得不在北京上海双城之间来回兼职。到了钱歌川任职于中华书局《新中华》杂志，上海出版业已经最大程度地考虑市民需求而出版发行更迎合市民趣味的内容。《新中华》杂志地创刊，本来也是市场竞争的产物，为了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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