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主犯小，因此，从犯承担的刑事责 任应当比主犯轻，而这也是和罪刑法定的原则相适应的。
由上述可见，在共同犯罪中，由于犯罪成员的身份不同、所犯的罪量度不同，承担刑事责任也不同。以共同盗窃犯罪为例，在共同盗窃中，各盗窃成员的身份不同和参与盗窃的次数不同，各盗窃犯承担责任的数额往往不同。如某盗窃集团盗窃财物价值30万元，其中有两名首要分子，另有起主要作用的主犯，还有十多名从犯。在本案中，两名首要分子要对盗窃集团的总额负责，因而这两名首要分子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额是30万元。而另外两名主犯参与盗窃的数额只有20万，这两名主犯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额就是20万。其他十多名从犯，也应按照各自参与盗窃数额的多少，决定适用刑罚幅度。如果在十多名从犯中，有的参与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有的参与盗窃数额巨大，有的参与盗窃数额较大，应分别确定各自承担的具体责任数额，才能正确适用刑罚。对一般共同盗窃，特别是一般共同盗窃中的团伙盗窃也是如此，在适用具体刑罚时，一定要划分出各自应承担责任的盗窃数额，不能笼统地定罪量刑。
（三）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量刑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共计四百五十二条，在总则和分则中分别规定了犯罪、刑罚、量刑情节、罪名及量刑幅度。《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可以这样讲，它是我国审判工作“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具体化和法律化。
我国对各共同犯罪犯罪分子施行刑罚是根据报应和预防两种学说来确定的。[6]报应是犯罪造成多大的损害就给予多重的惩罚，预防学说出现后对犯罪的惩罚又要对犯罪的主观恶性和、改造性等结合后综合确定应予的惩罚。同一种犯罪，同一损害结果，主观恶意小的就不一样，情节不同也不一样。如在共同犯罪中，年满十六岁的与未满十六岁的就有区别，有自首和立功的情节的也不一样，而且共同犯罪与个人犯罪相比，处罚上也会稍重。例如，17岁的邢某和15岁的翟某分别携带尖刀和镊子，窜到某菜市场伺机行窃。当见到李某在摊位上买鸡时，翟示意邢掩护，邢即站到李某跟前假装买鸡，翟用镊子从李的裤兜内窃得人民币160元后离去。当李发现裤兜内的钱被窃时，便将站在其身边的邢抓住，邢否认偷窃，但李抓住不放。邢见逃脱不掉，即掏出尖刀朝李的腹部、腿部各刺一刀，将李刺倒。此时，翟返回现场，对李说：“活该”，即和邢一起逃离现场。李因有路外动脉被刺破导致失血过多死亡。翟被当日抓获，邢随后被捕。法院审理认为，邢、翟共谋盗窃，在盗窃作案中，邢为抗拒抓捕持刀将失生刺死，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予严惩；翟某逃跑后又返回帮助邢某，见李某已被刺倒，即和邢一起逃跑，这已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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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共犯。鉴于二人均为未成年人，且翟某未满十六周岁，依法应从轻、减轻处罚。判处邢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翟某有期徒刑3年。
2、对共同犯罪人中的未成年人采用从宽处理原则。出于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需要，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惩罚为辅、教育为主”原则，刑法规定对未成年被告人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且不适用死刑。200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更是在定罪时的非犯罪化、量刑时的非刑罚化、行刑时的非监禁化及无期徒刑的限制适用等方面，贯穿着从宽处理的精神。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被告人的从宽处理尤其体现在酌定量刑情节和可以型情节的裁量上，一般以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为原则。
综上，共同犯罪是一种常见的犯罪形态，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社会危害性远超过数个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且共同犯罪人的责任问题也相对复杂，它不是多个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因此，共同犯罪犯罪事实的复杂性不仅表现为多人共犯一罪，而且更为充分地表现为各个共同犯罪人在整个共同犯罪活动中的作用不同。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共同犯罪的犯罪事实中缺一不可，对共同犯罪案件的定罪与量刑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由于共同犯罪在我国的刑法实践中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一个法律现象，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呈现出其多样性，因此它的量刑问题还有许许多多需要进一步去进行探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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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资料：
（1）何秉松主编：《刑罚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六版48-49页。 （2）龚培华、肖中华主编：《刑法疑难争议问题与司法对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77-79页。
（3）赵秉志主编：《2004国家司法考试应试指导》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61-63页。
（4）曾宪义主编：《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法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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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文燕主编.计算机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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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大法学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