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理论与会计准则的起源、功能和限度研究
企业是一个有效的契约的组织，是各种要素投入者为了各
自的目的而联合起来缔强的一种具有法人资格和地位的契约关系的网络（Nexus;of;Contracts）。契约是界定缔约各方产权（权利）的工具，各种要素投入者作为缔约的一方或权益持有者（区分为剩余索取权的、固定索取权和混合索取权的三个类别），必然会尽量攫取自我效用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尤其是浓缩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变动情况、具有一定经济后果的会计信息至关重要。会计信息由当局（或其代理人——会计人员）提供，管理当局拥有会计政策选择的权力，相对于其余缔约的权益持有人，具有信息比较优势；同时，管理当局也是契约的缔约方之一（一般体现为混合权益持有者，即领取固定的工资和额外的红利），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也有强烈的动机去攫取自身的效用，可能利用与其他缔约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特点，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各类会计操纵（如盈余操纵等），人为地导致财富在不同权益持有者之间的转移。随着时间推移和不断“学习”，其余缔约各方共同认识到“管理当局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设法进行会计操纵”必定会设法对其会计政策的选择权；第二，政府通过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管制，从而将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的自由度控制在某一适度的水平上；其三，形成一种“经理人员”或“经理人员声誉模型”，激励、约束管理当局进行有理有据的自愿披露。对于一般的企业或非公开上市交易股票的企业，同于各权益持有者可以通过与管理当局缔结私人契约的“缺位”或“衰败”则以会计准
则作为替代而成为限制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自由度、规范会计信息披露的机制。本文致力于探讨作为私人契约替代机制的会计准则的起源问题，进而分析为什么会计准则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统一而仍然给管理当局留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即分析会计准则的功能和限度的问题。
一、理智的冷漠、私人契约的“虚位”与会计准则的起源
对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权的限制，最初表现为各种权益持有者与管理当局之间订立私有契约（Private;Con-tract）。Jensen和Meckling在1976年的论文中极力阐释了这个观点。透过一部分发展史可以看出，在相当一个漫长的期间内，私人契约作为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约束力量一直存在并生效，原因在于：当企业组织形式比较简单时，股东人数和债权人人数较少时，拥有剩余索取权的股东可以通过与管理当局订立监督契约来确保其实施工外部监督的权利，借以在——收益的约束下增加其自身的效用；债权人也可以与管理当局缔结协议，附加一些限制性条款如保持一定的偿债基金、保持一定的资产负债率和流动比率等力求其债务的安全性。但公司股票公开上市交易后，私人契约便呈现出日益衰败和无力乃至缺位的迹象，因为：
（一）私人契约的不可能。小股东不可能与管理当局分别缔结“由一点（管理当局）到多点（众多小股东）的辐射状”的私人契约。在股票上市面上公司中，大我数股东仅持有小部会企业股分，不可能要
契约理论与会计准则的起源、功能和限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