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友好型”城市的宜居空间与建构逻辑
导读：老龄化时代考验着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智慧和能力。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期，需要密切关注城市老年群体的生存与生活环境，确立一种“老年友好型”宜居环境建设标准，要让老人在城市中住得下、活得好、过得有尊严。这就要求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积极进行制度与政策创新，明确法制，制定标准，细化操作流程，以此不断推动“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走以人为本的质量导向型新型城镇化之路。
中国已经越来越老。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老龄化人口已达2.02亿人。这一人口比重，几乎是日本人口的总和。我国老龄化人口数量将以每年1000万的规模递增，未来20年还将翻一番，突破4亿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如此规模庞大的中国老年人口，在居住、生活、医疗、社会服务层面，如何安享自己的晚年，这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一边在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一边在迎接一个加速发展的老龄社会，这迫切需要从新型城镇化破局，全面对接老龄化的需求。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制度性安排，建设一个宜居、宜养的城市人居环境，成为当下中国不可回避的一个严肃议题。 一、国外的老年友好型社会概念提出
世界各国都陆续进入老龄化国家。日本、芬兰、瑞士、德国、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便开始“老化”。中国更是未富先老，提前“老化”。自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age-friendly communities概念后，国外对“老年友好型社区/城市/社会”的建设理念全面植入各自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治理过程。
广义的老年友好型社区包括农村地区、非城市地区、退休社区、工作场所或组织，甚至是一些有共同兴趣爱好但并没有共同地理特征的虚拟社区。[1]世界卫生组织对概念的定义被广泛认可，即老年友好型社会是能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对城市环境具有可获得性的社会。各国都认同需要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下养老，但对环境类型表述稍显差别：英国更多倾向于使用lifetime neighbourhood，美国更倾向于使用livable community，还有国家多用elder-friendly或age-friendly等。 国外对影响老年友好型社会建立的因素均从宜居环境方面考虑，将宜居环境分为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phys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同时多数模式更多关注物理环境而非社会环境。[2]物理环境主要涉及户外空间、建筑、住宅设计等方面，强调一种身体的活动性和生活的幸福状态。社会环境则包括社区的安全性、社区支持网络、健康照顾服务、公共交通系统和相关老年商品的提供，强调的是一种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安全品质。[3]各国对老年社会所强调的各有
侧重：对老年友好型社会的理解更强调老年人的基本需要、积极化健康和幸福的状态，同时包括残障老人自理性的最大化，认为建立退休社区有助于建立老年友好型社会，对物理环境中的住宅、外部空间、建筑和社会环境中的社会参与、公众参与、赋权进行具体阐述和标准设定。[4]通过对老年人口提供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方面的支持，强调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对促进老年群体在排除障碍和社会融入中扮演着巨大推力。[5]国外经验表明，老年群体不仅要从社区中受益，更要真正参与并实现自我表达心声和需求。[6]可以看出，国外关于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特别重视空间建设与社会建设两个层面，重视高层和基层交叉合作管理方式，其广泛的基层合作包括服务提供者――志愿组织和公民等，从行为到精神层面为老年人口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 二、中国城市环境的“老年不宜症状”
国家已老，城市却年轻。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两个转变”的时期，同时也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城市社会，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时期。在这样一个加速社会结构变迁的时代，中国又迎来了老龄社会。未富先老，已经成为客观现实。特别在公共资源投入比较多、城市化加快发展的各大城市，应对快速老龄化的城市养老环境建设，还处于典型的初级阶段。目前中国已经有多个大城市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截至2013年12月31日，
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共计387.62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27.1%，老龄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并且上海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发展阶段。2013年北京市的老龄化率也超过20%，广州老龄化率已经超过16%，南京老龄化率超过15%，2013年全国平均老龄化率达到14.8%。在加速老龄化的近30年，也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30年。中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增长以新建开发区、旧城改造、郊区新城建设为主要空间落点。过去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平均超过1%点的增长速度。同一时期，中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增长迅速。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从1.22万平方公里增长到2.18万平方公里，增长78.3%；到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4.05万平方公里，又增长85.5%。从倍数来讲，2010年是1990年的两倍以上。城市在快速变迁中，越来越“年轻化”。可见，一边是快速的城市人口老龄化，一边是快速的城市空间“年轻化”。
中国城市到处都体现出“老年不宜症状”。城市空间增长的年轻化，大多并没有关注人口“老龄化”。特别在“汽车社会”城市设计理念主导下，道路的设计、服务设施的安排往往都是“以车为本”地开展规划建设。[7]为了保证机动车道的通行效率，很多大城市道路设计为六车道、八车道，甚至十车道，远远超出了人行空间的尺度，更遑论按照老年群体的步行尺度来规划设计。同时，宽阔的路面、半封闭的
隔离栏和极为短暂的绿灯通行时间，使老人、儿童、孕妇、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通行极为不便，常常小步快跑也无法赶得及，也因而经常造成交通事故。还有，大量的地铁地下通道，因没有供老人扶手的设计，一些老龄人在上下长距离通行时，很难有沿墙壁扶手依靠。大量的社区广场与社区公园，都缺乏为老人开展活动所需的便利设施。很多社区想跳广场舞、健身操的老大妈们，因为场地问题经常与周围住户发生剧烈争斗。城市住宅的“宜老化”也特别缺失。由于中国采取的是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制度，老年人口在家里生活成为主流。但是大量中国城市的老年人居住在自己长久居住的家中，大多居民楼都是多层无电梯的房子，一些老人住在没有电梯的三楼、四楼、五楼乃至六楼，上下楼梯的危险度越来越高，每天的上下楼成了巨大的挑战。这导致大量老年市民只能留在家里，不能出门。城市空间的老龄不适宜症，最终导致了老年人出不了门，上不了街，过不了马路，甚至连个跳舞的地方也遭周围居民“围剿”。 老年群体不仅需要“宜老尺度”的物理空间，还需要重新发现自我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是社会现象所占据的城市空间，如一个社会群体占据的空间，或一种社会思潮影响的空间。其研究核心是空间形式和作为其内在机制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16]社会空间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1998年Park通过对弱势群体特征进行研究之后，认为
“老年友好型”城市的宜居空间与建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