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及其地方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和化解思路
首先要答复一个问题：社会进步究竟离不开什么？
我们分析问题一定要从内外因两个方面切入：从外因来看，离不开自然界；从内因来看，离不开人类。自然界最重要的创造是什么？环境、资源和人。社会最重要的创造是什么？劳动〔含体力和脑力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把内外因的禀赋综合起来，就不难梳理出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决定作用的“一个枢纽”和“六个要素”：“一个枢纽”是“人”，他〔她〕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六个要素”是环境、资源、劳动〔含体力和脑力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
因此，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出现问题，一定能够在这“一个枢纽”和“六个要素”中找到“病灶”：要么，知识乏力。科教兴国战略执行的不好，人的素质出现了问题。要么，环境污染。工业化的“负外部性”治理不当，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土壤和水等，变成了避之不及的威胁。要么，资源危机。产业必须的生产资料出现了问题。要么，劳动〔含体力和脑力劳动〕短缺。人的素质和劳动供给出现了问题。要么，资本不足。金融环境不佳，经济微观主体的创业和救助体系不完善。要么，技术落后。企业产品质量和功能竞争力不强。要么，制度失当。不能提供有效调动劳动、资本和技术付出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完善制度平台。要么，就是上述问题的组合。
现在，我们再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功的秘密是什么？二是中国及其地方现阶段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首先，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功的秘密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始终坚持“两个基本点”。与制度有关〕；正确处理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稳定的关系〔与制度有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劳动和技术有关〕；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善所有以结构〔于制度和资本有关〕；继承并创造性的发展了历代领导集体的现代化战略安排等〔与制度有关〕。
意料之中，这些方面都与制度、劳动、技术和资本这些要素有关。而且，我们惊讶的发现，制度在这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在长效层面〔制度〕，还是中短效层面〔政策〕，都为中国经济创造奇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党和政府的奉献毋庸置疑、不容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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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及其地方现阶段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深化经济结构改革受阻。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中国人均年收入已经到达6500美元，成为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目前，讨论中国如何防止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凤凰财经峰会上表示，世界银行所宣称的“中国收入陷阱”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这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规律。厉以宁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最严重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而经济体制改革是调整经济结构最有效的方法。
分析上述论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应对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都需要改革。前面我们已经总结过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其中有一条很关键——“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和发展、稳定的关系”，而这一条中的“改革红利”将仍旧是未来中国经济繁荣的源泉。
关键是怎么改？
首先，要梳理我国及其地方面临的问题：
一是资源、劳动力等成本大幅度上升。这时成本上升推动通货膨胀，效率提高的速度如果赶不上成本提高的速度，就会丧失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陷入低效益增长，而且，大量低效率高增长的泡沫，必定酿成社会不公、经济“虚胖”， 进而造成经济衰退。
二是创新力〔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偏弱。
技术创新力弱使内需不足，难以发现新的投资时机，难以有创新产业和新产品开发，从而使有效投资的时机不足；技术创新力弱也使出口乏力。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在进入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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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制度创新不足，一方面使市场化竞争严重缓慢，导致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受市场控制。稀缺性资源倘假设不是按照效益指标分配，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而大量低效率高增长的泡沫必定酿成社会不公、经济“虚胖”；另一方面使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腐败等问题层出不穷。
三是发展模式转换时间滞后。我国在工业化初期，采取市场换技术战略是对的，但外资企业技术迟迟难以被我方掌握，合资企业我方在自主品牌打造和产品研发上，一度出现严重的不思进取、“混日子”状况，致使我国市场换技术战略目标实现时间延后，近似于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进口替代战略期延后，耽误了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培育时间。
四是产业结构调整困难。我国的产业升级相对滞后，自主创新起步较晚，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五是宏观经济政策干扰不断。 我国学术界一直有人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近这种呼声再度返潮，要求削弱政府控制经济能力的呼声喧嚣一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像脱了缰的野马，一再警告这是典型的“政府失灵”，见叶知秋，这说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存在被利益集团绑架的风险。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较大，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
六是体制变革严重滞后。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意见分道扬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搁置了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需要进行的适当变革，国家和社会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经济财富过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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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其地方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和化解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