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角色研究综述
摘要：村干部的角色研究是社会学许久以来的一个重要议题。对村干部角色的研究主要有“国家——社会”视角和“村干部角色”视角，本文梳理了两种视角下的村干部角色，认为，既有的研究理论，对村治问题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在研究的视角方面，依然有进一步延拓的空间。
关键词：村干部；角色；综述
中国乡村精英的研究，是社会学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对于这一阶层在权力运作过程中的角色，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论①。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村干部角色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主要有“国家——社会”的分析视角和“社会角色理论”视角。
一、“国家—社会”视角下的村干部角色
中国乡村精英角色问题的缘起，最早见于M·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讨论。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M·韦伯前瞻性地指出了中国乡村地区所具有的自治性质以及在乡村地区实际治理过程中“地方人士”的作用。在M·韦伯那里，村落意味着“无官员的自治地区”。他认为，在农村地区，真正发挥权力的是那些非正式官僚的“地方人”②。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和吴晗共同组织一个研讨班合，讨论中国的“社会结构”， 费孝通的基本观点是“双轨政治”。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分成上下两个不同的层次：处于上层的皇权与处于下层的社会自治。从一个长时期来看，上层政治结构的皇权，并不经常性地过多干涉下层的乡土社会。在乡土社会，平时依靠教化性的“长老统治”来维持其运作，并追求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具有强烈“礼治”色彩的“无讼”境界。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特别指出，由于中央派遣的最低职位的正式官员只会到达县一级，为了达到“上通下达”，在正式的“县衙门”与广大的“民间”之间，就需要一群自治团体领袖作为缓冲，他们不属于正式行政机构，但“有社会地位，可以出入衙门，直接和有权修改命令的官员协商”，这些人就被称为“中国社会中的绅士”。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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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
〔德〕马克思·韦伯著、简惠美译：《儒教与道教》，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13-156。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书店1948年版，第45-75页。 ④
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书店1948年版，第42-64页。
费孝通的研究思想，后来被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所继承，如萧公权、张仲礼、瞿同祖等人的研究。另外，由于20世纪上半叶的特殊情况，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的基层社会结构非常感兴趣，并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中国绅士的社会性格②。
在“国家——士绅”的二元分析模式下，综观对乡村基层精英所扮演的实际角色的研究，总的来说，有三种看法，即乡村社区利益的“保护人”、国家利益的“代理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双重”身份。
（一）乡村社区利益的“保护人”
早期的汉学学者如萧公权、张仲礼、瞿同祖等大多学者认为地方士绅在国家与乡村之间充当地方利益“保护人”角色。这一派学者认为，地方士绅主要是对社区内的地方民众负责，而非对县衙门负责。因此，地方士绅在当地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地方民众利益的代表者。萧公权研究了清帝国后期基层社会政治控制的实际状况，他把社会上所有领导分子等同于士绅，并认为这些士绅不仅经常在社区公共项目建设，如灌溉工程、防洪工程、修路建桥、安置地方灾民，以及组织地方自卫团体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些活动增进了地方的福利；而且，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地方政权和衙门对于地方利益的掠夺与贪污行为③。张仲礼也强调了士绅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④。瞿同祖从研究县政府出发，探讨了士绅集团对地方政治的参与和影响。士绅可在地方官与百姓之间充当斡旋者，向地方官员提供咨询，也可受官员个人委托主持慈善机构和事业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充当了百姓的代表，尽管其角色完全是非正式的、私人性的，但凭借其个人所具有的影响力，比如说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及与官员的私人交谊深浅，士绅实际上可以常常干预政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质疑或否决官员所做出的决定，而这种干预是他们参与政府事务和代表地方社群说话的权利或义务⑤。黄宗智的研究结果与此类似，他在研究19世纪冀东宝坻县衙门档案的基础上发现，当地最基层的半官方行政人员，是叫做“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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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硏究》，江西敎育出版社2001年版。 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③
H siao,Kung-chuan,1967,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ry of Washington Press. ④
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版，第215-223页。 ⑤
Ch ü,Tūng-tsu.1962.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íng. Cambridge, 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8 printing).
的人物，乡保实际上成了官府与地方精英间的缓冲①。王福明同样利用宝坻档案，对乡保的选任情况作了更为深入、系统的考察，他的结论基本印证了黄宗智先前的发现。
国外学者Vinian Shue认为，基层干部主要是忠实于自己的社区，和传统的地方绅士阶层一样，他们决不是党和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他们为抵抗国家权力的侵入提供了一道防护层③。后来，我国学者于建嵘等经研究得出：村委会是一个经济实体，其与国家利益之间缺乏真正的直接联系，因而在实践中，村干部成了农村集体利益的“当家人”，以维护村集体利益为行为准则。④
（二）国家利益的“代理人”
与上述观点不同，J·瓦特(Watt)认为，“地方”只不过是由县衙门任命并直接对其负责的乡间代理人，他们并不代表乡村社会，也不是乡村利益的保护者⑤。胡庆钧对于中国地方“保长”的分析也指出，随着国家对于乡土社会的渗入，作为中间人物的“保长”越来越成为国家利益的代理人⑥。在基层行政机构里的保长，事实上是政府力量在基层的一个工具，它的主要权力来源是依附于政府权力的。而且，20世纪初期的地方绅权，已不再是传统的长老权力，而是成为统治者的帮凶，成为政府权力的向下延伸。建国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国内的研究将清末民初的基层组织笼统地定义为封建王朝对人民群众的控制机构，认为地方上的里正、保正等人员，都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⑦。
美国学者萧凤霞（Helen Siu ）根据她本人对中国南方农村的长期研究，认为地方干部通过党和国家而获得权力，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针是他们权力的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他们已经完全为党和国家所同化了，所以他们效忠的不是自己的社区，而是国家，因此他们不是村民利益的代言人，而是党和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
（三） “双重”身份的代理者
佐伯富认为，“地方”(人物)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乡村社会的代表，又是政府的下层吏役⑨，在考察其性质的时候，不应该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戴慕珍（Jean Oi）在分析了中国农村的政治庇护系统后认为，在中国，农村领导人通过对集体资源的控制来建立个人忠诚网。通过庇护主义，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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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
王福明：《乡与村的社会结构》，选自《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
Vivian Shue,1988,The Reach of the Stat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④
于建嵘：《新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础和发展方向》，《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1期。 ⑤
Watt,John R. 1972.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⑥
胡庆钧：《论绅权》，选自《皇权与绅权》，上海书店194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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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9-280页。
HF Siu，1989，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New Haver:Yale University Press. ⑨
佐伯富：《清代的乡约与地保》，《东方学》，1964年第28期。
地方干部能够成功地斡旋于党——国家和村民之间，最后在国家意志、农民的要求和自己的利益之间达成某种平衡。他们一方面要执行上级的指令，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同上一级政府讨价还价为村民争取利益，所以说地方干部（包括村干部与基层政府干部）扮演着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国家的代理人，又是当地利益的代表”①。
在国内学者中，与此观点相近，徐勇教授认为体制确立了村干部村庄“核心领导人”的身份，赋予了其治理基层社会的职能，因而是村庄各种事务的“代理人”。同时，由于“乡村”关系尚未理顺，在自治实践中村干部往往不得不帮地方政府完成国家在基层的各项工作，因此也扮演着“准行政干部”的角色，并表现出相对强烈的利益化倾向，运用各种手段为自己(包括自己的家庭与家族)谋利。②所以说，村干部常具有“双重代理人”的身份③。唐晓腾在分析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中，也是从“双重代理人”的视角出发，认为作为农村基层“桥梁”村干部时时处于一种尴尬的“角色冲突”中。这种冲突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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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原因是现有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需求性职能矛盾和制度性职能矛盾。
二、角色理论视角下的村干部角色
与“国家——社会”的分析视角不同，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视角主要是从体制环境来进行分析，过于宏观，同时突出了客观性，而对行动者的心理因素分析就显得欠缺”
⑤
。而“角色理论”视角主要从微观角度切入，突出分析村干部这一行动者的目的动机等
心理因素，弥补了“国家——社会”分析视角的不足。
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些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角色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诸如：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功利性角色和表现性角色。
从村干部的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应然角色和实然角色。 （一）实然角色分析视角
实然角色，是指在实际行动中表现的角色。村干部在实际行动中主要扮演了那些角色？学者们经过大量的研究之后，形成的主要理论观点主要总结如下：
1、“边缘人”、“撞钟人”与“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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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 Oi,1989,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②
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总第7期。 ③
胡国强：《村庄场域的非均衡利益博弈》，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第12页。 ④
唐晓腾：《村干部的角色冲突——乡村社会的需求倾向与利益矛盾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4期。 ⑤
张润君：《改革开放以来村干部角色研究综述》，《山东省农业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吴毅利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法，提出了村干部的另一种处境——“双重边缘化”。他发现在一些资源贫乏地区，村干部不思进取，成为乡不理，村民不爱，处于乡与村民夹缝中的边缘人①。吴毅指出，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仅仅是应然状态的摹写，是一种理想型的结构主义“国家—村庄”二分法。在现实中，一方面，村干部由村民任免，但却主要在替政府办事；另一方面，乡镇政府需要村干部配合工作，但自身负担沉重，无法提供利益上的激励。在“强国家—弱社会”、“强政府—弱村庄”的博弈格局中更是难之又难。在一些集体经济几乎没有的“空壳村”中村干部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报酬，他们就既不会成为称职的国家代理人，也不会成为称职的农村当家人，而仅仅扮演的是图谋自己利益的“撞钟人”或是“守夜人”的角色②。
2、“弱监护人”
申静、陈静在对鲁南两村的实地调查分析中，撇开“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从平民化的视角透视村干部的作用，提出村庄的“弱监护人”③观点，认为市场因素对欠发达地区的侵入造成了一个可能化后果，即村干部对村庄的控制和保护能力减弱。在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非农领域的选择机会增多，村民日趋分化，村干部无法满足村民多元化的利益要求，这无疑使村民心目中的“监护人”形象进一步削弱。但村干部在村庄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既要完成上级政府的各项任务，又要管理社区内的日常生活。所以，有理由认为：一方面，村干部的“监护人”角色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村民的认知上，都已极大地弱化；另一方面，由于村干部的影响力和村民的惯性，以及国家法律政策的强力推进，这种“监护人”的认同还未完全消失。
3、“国家经纪人” (State Brokerage)
美国学者杜赞奇在研究中国华北农村时提出了“国家经纪”④(State Brokerage)的概念。他以“经纪人”来形容那些并非官僚，但却帮助政府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的人。即国家的代理人，他把经纪人分为两类：一类为代表社区利益的“保护型经纪”，另一类为榨取乡民的“赢利型经纪”。而选择“赢利型经纪”角色的村干部，则已经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性经纪人——只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一方面，他不惜为了个人私利而得罪村民，常常利用所控制的权力资源“寻租”；另一方面，利用乡镇政府懒于应对“原子化”村民的心理，增强自己与乡镇政府讨价还价的谈判地位，索取更 ①②
吴毅：《双重边缘化：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管理世界》，2002年第11期。
吴毅：《“双重角色”、“经纪模式”与“守夜人”和“撞钟者”来自田野的学术札记》，《开放时代》，2001年12月号。 ③
申静、陈静：《村庄的“弱监护人”：对村干部角色的大众视角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5期。 ④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村干部角色研究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