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道德诉求
作者：赵垣可
来源：《当代教育论坛》 2016年第5期
［摘 要］ 师德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国家一系列教育政策的推动以及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自身的要求推动着人们关注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的道德伦理价值。现今大多数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面临着道德经验不足、改革的道德正当性缺失、改革的领导模式封闭、改革中带有“绩效表现色彩”的形式化和功利化趋势等问题。关注教育课程改革的道德诉求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加强民主决策，凝聚价值共识，警惕改革阻挠及风险，恪守道德领导。
［关键词］ 师德建设；教师教育；绩效表现色彩；课程改革；道德领导
［作者简介］ 赵垣可，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师教育（重庆 400715）
2011年10月，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此举拉开了我国新一轮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序幕。[1]纵观近几年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实际成效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以往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关注的更多的是改革政策、改革内容、改革措施、改革成效等显性问题，而对改革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导向、伦理道德规范等内隐性因素关注不足。笔者认为，伦理道德的进步是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成功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除了进行内容上的革新、利益的重新分配、政策的指引、制度的保障外，还需要伦理道德方面的标准来规范和引导。本文基于伦理学视角，从原因、困境及实施途径三个方面探讨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道德诉求，以期为今后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帮助。
一、何以关注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伦理道德
（一）现实要求：师德建设面临挑战
“师德”，即教师的职业道德，它是教师在日常教育工作中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是教师应具备的一项基本素养。[2]师德建设不仅在教师的职业生涯和专业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师德建设面临新的挑战。部分教师受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使得自己在师德方面出了很大的问题，如新闻上经常报道的某某学校教师文凭造假、学术不端、收受学生钱财、变相体罚学生等现象层出不穷。尤其是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校园虐待、校园性侵等事件更是将教师推向了风口浪尖，从幼儿园到大学，受害者小至三五岁的儿童，大至而立之年的硕博士，一幕幕骇人听闻的事件让人们不得不反思当今的教师教育，为何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所谓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师德建设方面如此糟糕？基于以上诸多现实问题，加强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道德建设，将社会主
义道德价值观融进教师教育课程体系，进而从源头上塑造具有高素质的人民教师显得尤为重要。
（二）政策要求：国家教育政策使然
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道德诉求符合目前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是对国家教育政策的积极响应。2011年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中多次提到关注“教师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明确了教育的本质功能和价值，开始从国家层面深入系统地考虑“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2014年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将“立德树人”纳入课程改革建设中等，明确提出课程改革要关注学生的“核心素养”，其中核心素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学生的道德素养，教师教育课程改的道德诉求迎合了关注师范生核心素养这一发展趋势。这一系列的教育政策、文件体现了国家对课程改革中道德重要性的关注，而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道德诉求正是对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积极响应，符合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潮流。
（三）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自身的要求
改革是改革者基于特定的价值取向对改革对象中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利益格局等进行局部或根本性调整的能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者根据目前教师教育发展的需要，在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改革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旨在改变师范院校普遍存在的教师教育课程问题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是一项包含思想观念、价值导向、人才培养目标、改进措施、评价方式、保障机制等在内的一项重大改革。正如有学者所说教育改革就是一种人为的对教育除旧布新、使教育向改革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行动，[3]教师教育课程改革也可以说是一项人为活动，是一项关涉人的改革，人的意愿、人的行为尽现其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了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风险性，为了避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倾向少数人的利益、走向极端，故需要一只“隐性手”的调节——道德的引领。道德引领下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要求改革者在改革之初就需基于正确的道德观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抛开一切私利，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以提高教师教育质量为最高目标。在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每一改革措施背后都反映着以某种伦理取向为依据的利益追求，这就使道德显得弥足珍贵，要求改革者在制定与执行改革措施时恪守伦理道德，以实现整体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目标为取向，均衡考虑各方利益，尽量使改革的各个环节透明化、公平化、民主化，彰显出道德伦理精神。总之，在多元利益冲突加剧背景下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要求将道德正当性移植进整个改革活动中，并将其视为衡量整个改革行动的首要价值标准，因为只有正确道德观念引领下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才能持续、稳定地开展，这也是所有一切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
二、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道德困境
（一）以往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对道德关注不足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曾指出，一个人应能利用别人的经验，以弥补个人直接经验的狭隘性，这是教育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经验在个人成长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验在教育改革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借鉴以往丰富的教育改革经验与成果能使当下的教育改革少走弯路，亦即人们常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观中国目前正积极开展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我们会发现，以往大多数高校进行的教师教育改革主要是针对教师教育的体制、模式、课程内容等可观化的“外因素”进行改革，而对内隐于教师教育改革中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等“内因素”关注不足。
这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21世纪以来，对教育改革的道德性进行深度考量和反思的研究更加丰富，但始终鲜见对教师教育制度（改革、政策）伦理的深切关注，对教师教育改革行动的道德考量及道德领导力等问题的追问与反思甚少。”[4]这直接造成了两个不良的后果：一是后续改革遵循以往改革模式对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道德性关注不足，不能为后面的教师教育改革提供充足的道德性的经验与教训；二是导致学术上对教师教育改革的道德性研究不足，未能给现实中教师教育改革的道德伦理性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这两大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不良后果直接造成当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缺乏对伦理道德的关注。
（二）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道德正当性缺失
道德正当性是衡量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行动的首要价值标准，主要体现为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科学理性和公共理性。“科学理性”指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要符合教师专业成长的客观规律及改革自身的规律，也即改革必须要遵循改革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及改革的运行规律，切不可一刀切，要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修改，使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公共理性”指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是关系广大师生乃至国民教育质量的重大改革，改革行动必须基于广大人民的立场体现出公共性、公正性等价值特点，避免让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成为“内部人的改革”而为世人所诟病。然而，现如今在多元利益冲突加剧的改革背景下，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道德正当性受到挑战。首先，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科学理性受到质疑。不单是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目前国内大多数教育改革体现的是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更多的是从社会需求出发对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对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规律乃至人的成长规律关注不足，且大多数教育改革关注的只是改革的新内容、新方向、新模式以及想当然的改革效果，而对改革自身的实然规律与特点关注不足。这就容易使得作为复杂社会实践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被简化为一种“纯粹的观念实践”，使其丧失改革的科学性。其次，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公共理性同样面临缺失的危险。我们知道任何改革在本质上都是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同样与利益分配密切相关。利益的分配要求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每一项措施都要最广泛人的根本利益为基础，秉持改革的公共理性。但在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影响下，教师教育课程改所需要的公共理性的达成变得异常艰难，在利益的诱使下，改革者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改革决策偏离公共利益、向某个特殊利益群体倾斜的风险，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是加快了这一不良趋势。
（三）改革的领导模式——精英模式的封闭
带有“精英模式”色彩的改革领导模式也容易造成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道德缺失。在当前我国政策环境及教育体制下，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基本上都是沿着自上而下的“精英模式”进行的，这种模式下的改革决策系统比较封闭，改革的话语权被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或院校领导层所控制，而真正和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利益密切相关的广大师范生和普通高校教师却被排除在改革领导者行列之外，缺乏必要的参与渠道与机会，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往往被悬置起来不被采纳，这可能使得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决策面临偏离公共利益、向某个特殊利益群体倾斜的风险。此外，“精英模式下”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领导者大多数是政府人员、高校顾问，这些课程改革领导者要么并不直接在学校工作，且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如政府官员），要么专注于学术理论研究，缺乏实践经验（如部分高校专家学者），未必能真正了解师范生的实际情况，这可能使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违背师范生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向误区。以上所列的“精英模式”下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种种弊端要求我们努力突破“精英模式”的改革瓶颈，探寻新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领导模式。
（四）“绩效表现性”下的形式化和功利化趋势
“绩效表现主义”下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面临着形式化和功利化的发展趋势。教育社会学家史蒂芬·鲍尔在分析英国近三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时指出，“绩效表现性”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政策技术”正在教育乃至各类公共部门中被广泛运用。[5]何为绩效表现呢？“绩”是业绩、成果，“效”是效率、方法、成效，绩效表现就是以业绩、成效作为评价的标准，绩效表现重视可观的量化成果。在绩效表现主义环境下，每个人不得不积极“表现”，否则就会被视为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不负责”。可以说，“绩效表现主义”是一种管制与自我管制的结合体。反观当今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绩效表现性”渗透在改革的方方面面。具体说来，“绩效表现性”容易将政府各教育部门、学校、校长等领导、广大师生置于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各种指标、评比、和审查之下，各相关单位、相关人员的工作表现都被转化为相应的指标和数据公示出来，作为判定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成效的重要依据，使得教师教育课程改革不是
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道德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