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黄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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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黄碟案”中的人身自由
法学院1003班储继波
一、案情
2002年8月18日晚,陕西省延安万花山派出所接报,称其辖区一居
民家中正在看黄碟,四名民警借口进入房间,房间里只有张某夫妻二人,电视机已关闭。四人着警服,但未配带警号和警帽,其中两人欲抱走电视机和影碟机,遭张某阻止,警察抓住张某头发将其按在床上,张某反抗,打伤民警尚某,警察以妨碍公务将张某带回派出所,同时也带回了三张淫秽光碟、电视机和影碟机。2002年8月19日,张某家人写下“保单”、交2 000元罚款,张某被保回家。经延安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断张某多处软组织挫伤。2002年8月22日,宝塔公安局对张某以妨碍公务罪立案。2002年10月21日,以“涉嫌妨碍公务”将其刑事拘留。2002年10月28日,报请检察院逮捕。2002年11月4日,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批准逮捕张某。2002年11月5日,被刑拘16天的张某被取保候审放回家。2002年11月6日,张某被延安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断为急性应激性障碍,表现为生活不能自理,哭笑无常,有自伤行为……2002年12月5日,宝塔公安局解除张某的取保候审,撤销该案,返还1 000元。2002年12月25日,张某向宝塔公安局分局提出国
家赔偿请求书。2002年12月31日，张某与宝塔公安分局及有关部门达成协议，警方向当事人赔礼道歉;有关部门一次性补偿当事人29137元，并承诺对相关责任人做出处理。二、我的疑问及思考
1、本案中张某夫妇看黄碟是属于其自由权还是违法行为？
本案中张某夫妇黄碟是否违法是本案的关键和前提所在，也是争议比较大的地方。因为这将直接决定公权力介入的合法性。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夫妻在家中看黄碟是否属于其自由权利的范围？
我认为，公民的自由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最广泛而且是最重要的权利之一。公民的自由权应该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在与公共权力的比较中，应当无可争辩地具有先进性，因此应当遵循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未禁止公民在家看黄碟的行为，因此，夫妻在家中看黄碟应当属于其自由权利的范围。
其次，张某夫妇在行使自由权时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我认为，就本案来看，张某夫妇的行为是超出其行使自由权的范围的。其一，从案情来看，当地民警是接到报案后出警的，也
就是说张某夫妇的行为已经给他人照成了影响，妨碍了他人的自由权；其二，看黄碟的地方是诊所，虽然是自家开的，但这个地方能不能被视为“家”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诊所地处当地繁华地带，而且是24小时营业的。那么即使是晚上，也是有人去看病的。因此可以判张某夫妇的行为是给他人照成影响的，已经构成了对他人的侵权。
2、本案中对张某进行刑拘是否侵害了其人身自由？
我认为，本案中公安机关对张某的刑拘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首先，公安机关再决定拘留张某时没有考虑到情节以及张某事后的表现，因为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被适用对象可能实施的逃跑、隐匿、毁灭、伪造证据等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行为，所以本案中完全没有必要拘留乃至逮捕 张某。
其次，即使不考虑张某是否应当被拘留，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张某最多只能被拘留14天。
因此，宝塔区公安机关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宪法赋予张某的人身自由权，是违法行为。
3、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介入需要什么条件？
我认为，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介入是有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权力可以随意的介入。首先，公权力的介入要有法律依据，否则就是违法；其次，公权力的介入要依照一定的程序；再者，对于公权力的介入要有限制性。
本案中，虽然说公安机关接报案后的出警是合法的，但是是不是说民警就可以闯入诊所进行搜查？尽管法律赋予警察搜查制售黄碟的权力，但张某夫妇的行为显然不是，民警的行为无法律依据；按常理对于这种行为应该首先给予警告，而且民警出警未佩带警号和警帽,也未出示证件以表明其身份，这不符合法定的程序；还有就是没有必要出动四个民警，而且根据当事人对民警的描述，民警显然是奔着电视机和影碟机去的，这显然属于滥用职权的行为。
4、宝塔区公安机关有无权力对张某依据“妨害公务罪”进行立案？
宝塔区公安机关是妨害公务罪的一方当事人，这违反了利益
规避原则中的回避制度。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其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尽管本条针对的主体是具体的个人，
延安黄碟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