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星图 崇祯改历与《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的绘制
李 亮
【摘 要】摘 要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是崇祯年间历局尝试会通中西的一种新式星图，通过梳理这一时期各类星图的绘制工作，以及分析这些星图的具体特点。通过讨论因中西方科学和文化的差异，提出该星图在调适中西不同的刻度系统、增入南极诸星、变更中国传统星官体系等方面所面临的考验，以及在西方天文知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引起的争议。 【期刊名称】科学文化评论 【年(卷),期】2019(016)001 【总页数】19
【关键词】关键词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崇祯改历 崇祯历书 星官体系 中西会通 科技与社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日韩占天文图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ZDA143）。
明朝末期，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科学改革运动，这就是在徐光启和李天经等人领导下，由在华耶稣会士和历局官生共同参与的崇祯改历。这次改历是明末西方天文学东渐的高潮，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较为系统地引入了当时欧洲的天文学知识，完成了《崇祯历书》这部专业性的天文学丛书，实现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西方的转轨。
崇祯改历的目的是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提高官方对日月交食等天象的预测精度。虽然日食和月食预测的改进是改革的重点，但其涉及的内容却包括天文学理论、仪器制造、天象观测、历法推算，甚至旁通众务① 即与民事
相关之事，如乐律、算学和造作钟漏等方面。等诸多方面。在这次改历过程中，恒星的观测是其中非常基础的工作，因为这不仅涉及行星运动的观测和校验，凌犯的推算，而且影响到对整个星官体系的重新构建。
由于中西方在科学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得崇祯期间的改历活动，不能简单的照搬西方的天文学知识和理论，还需要与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相互调适与会通，以化解两种体系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正如徐光启指出的改历宗旨“欲求超胜，必须会通。欲求会通，必先翻译”，但最终还需要“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① 见《治历缘起》（徐光启）“历书总目”。。另外，改历过程中，虽然是以精度作为重要的取舍标准，但许多非科学的因素同样也是决定改历成败的关键[1]，其中也包含了是否恪守传统历法的规范。要求参与改历的耶稣会士必须将文本知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以便在一次次历法的争论中击败坚持传统的保守者[2]，从而达到崇祯皇帝“务求画一”的要求。在这些争论中，星图的绘制工作是考验历局如何将西方天文知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焦点问题之一。 崇祯改历期间，耶稣会士曾绘制有多种新式星图，这些星图大都采用了西方的投影及绘图技术，借用并调整了中国传统的星官体系，具有中西合璧的特征。其中又以崇祯七年（1634）进呈给崇祯皇帝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屏风最为突出。该图具有较高的科学和艺术价值，据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书信记载，星图绘制完成后，颇得崇祯的喜爱，一直将其留在身边。入清后，该星图又被重新刊印，收藏于宫中，内务府舆图目录《萝图荟萃》中对其亦有记载[3]。本文通过《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屏风的绘制，讨论因中西科学与文化的差异造成星图绘制中的各种困难，以及在崇祯“务求画一”之旨下，历局对此作出的会通和调适工作，并由此产生的争
论和冲突。
一.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版本及其内容
崇祯七年进呈的这件《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装裱于屏风之上，共分八个条幅，中间两个圆形的赤道南、北星图各占三个条幅，其余两个条幅分别为徐光启和汤若望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叙”和“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说”两篇短文。 据《治历缘起》记载，该星图使用绢制，可以展转开合，共花费了白银四十三两五钱，由汤若望自己出资并负责绘制完成②《治历缘起》崇祯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奏疏记有：“制造进呈星屏一架，共用银四十三两五钱，系陪臣汤若望自备。”。虽然这件星图屏风的原件未能保存下来，但该星图此后曾被多次刊印，以挂轴等其它形式保存至今。目前已知藏有该图的机构包括： （1）梵蒂冈宗座图书馆； （2）法国国家图书馆；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4）比利时皇家图书馆； （5）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 （6）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
（7）日本东洋文库① 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存有两幅，包括明印设色本和未设色本各一。比利时皇家图书馆藏本为明印设色本，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本为清印未设色本。图3为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本。。
以上藏本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印设色本（图1）和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藏明印设色本（图2）。其中前者为屏挂式，宫裱蓝绫，由八条
皇帝的星图崇祯改历与《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的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