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传习录》有感
导语：《传习录》是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是一部儒家简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 一、 近来断断续续读王阳明，守仁先生讲得确实好，字里行间一望而知是亲历之教，非说说而已。就像南怀瑾说楞严是不是伪经，文字上的考据分辨终是外行说个热闹，要按着它去修，才知道所言不虚。然亦觉对人力要求确高，“戒惧之念，无时可息”，便是一处“慎独”，更有几人做得?千年以降，遂只出得几个超贤入圣之人。
近代大潮激荡之下，儒家一脉最后溅起三朵浪花：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据说，梁以笃行胜，熊以思辨胜，马以学问见识胜。最闻名的要算梁与毛公当堂对阵，幽幽道出一句“匹夫不可夺志”。另2人遭际其实毫不逊色，熊在上海见陈毅不禁大放悲声，吾道不传啊。政策就是要把你养起来，等你死了，你的东西自然就绝根了，连改造的力气都省了。苏联领导人来访，不知从哪打听到马的名字，执意要探访，问其每日做什么，答曰“读书而已”。当红卫兵把马一浮的字画书籍尽数毁抢，老人要求留下一方砚台写字用，当场被抽一个耳光，马亦只能感慨“斯文扫地，斯文扫地”。红卫兵当然不知道，中国的第一本资本论，就是挨抽这位老人从德国带回来的。
熊被梁介绍入南京欧阳竞无门下学唯识，却以《新唯识论》刊布于世，梁觉其乱说一气，马却颇多赞赏。后欧阳师病重，熊探问，被弟子拒之门外，怕师傅见他后太过激动。 日军飞机轰炸，梁端坐中庭读书，逃难香港，海上遇浪毫不动容，乃至建国后与毛对辩，这些段子背后是“吾曹不出苍生何”的意思，颇有大使命感。而马则自谦一介书生，难当大任，蔡元培以北大文科学长相邀，回之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遂不行。终生只做隐士，发愿刻书，多刻一本，即是为中国文化多留一颗火种。梁在访谈录《这个世界会好吗》里推崇的罗汝芳、杨简，就是梁马会时，马送他的。
细读泰合、宜山会语，日寇压境，马先生单拈出横渠四句教以赠浙大诸生，真有地动天倾，赖以柱其间的气象——如今欲问“如何立国致用?”则告之曰：“汝且立身行己。”所得非数语可轻率言尽。
整理笔记，一个百年之前，本雅明的天才老师就看出现代人的流行性格不外两种：乐极生厌和玩世不恭，满世界都是背包客冒险家游荡者技术派。各个追求个性，其实一个模子。其理论路径与韦伯分庭抗礼，本雅明卢卡奇等等几个学生急于叛出师门，却没有一个能传衣钵，可见天纵之才果然是天地间不传之秘。近来坊间关于民主之议甚多，千百年来，聚众之群亦只得此最不坏之办法，乱世为人，只敢求一消极
自由。其实无甚可谈，不如一边凉快去也。
或如马一浮遍览中西之后所悟：六艺该摄诸学，西学亦统于六艺。实因一切学术皆发于心，六艺实由吾心流出。初看惊其信仰之坚，然渐觉似乎并不如何狂妄。天才之心，注定相通，那是人类中另外的一群。吾辈穷一生之力，不过勉强证得相面功夫：不至于不识天才而已。
而阳明之说入心处，何妨照着去做：循于理，不着一己的意思，以理行事，物来顺应。而那自由主义者或要跳将出来高声质问：谁来判断是否循于理，如何避免不落入独断专行，不自命真理在手而强暴他人?呵呵，学得前辈样子，且回他：汝但去做，做到需分辨处再提这层意思，自有了断。或许终身照此行事，而终身未遇需辨明此一分别的境地。终身受制于此，而遂终身不行此道。若循理解释，先儒之学立身在一“诚”字，不能分辨处反心自问即可;再穷究下去，文化根子上便是相信性善，相信人人皆有自我完善的能力。 置身中国，自由主义固然信得，然意兴阑珊于此，复沾染经济学习气，动辄以“理性经济人”、“自利人”论说处世，怎一俗字了得。民主也罢，自由主义也好，说到底是人群里的学问，人群之中，多是粗糙简易的东西，不过是要保证那最坏最傻的两个人不出什么纰漏，为货币的增值开路。此一感慨,发于左右分野之外。用今天秦晖在凤凰大讲堂里说民主福利国家时所言——从人性上讲，往好了说，左是追
求公平，右是追求竞争;往坏了说，左是出于怯懦，右是出于自私。果然透辟。
天忽落雨，那先落的、后落的，俱入天地彀中。 二、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便是良知，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也花了不少篇幅探讨良知，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考察此二种良知究竟有何异同。而这种考察对于我们跟深入地理解阳明先生的良知是很有帮助的。
王阳明所说的“良知”究其XX，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篇》)——从这个方面看来，良知便是一种先天的知识，良能便是一种先天的能力，它们都是人本来就有的“内在的道德性”，其本源都是人心。人的本心能自发地知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敬……。王阳明将良知代表人的本心，所以它也综括了孟子所说的心之四端，阳明说道：“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传习录》卷三)这样阳明就把孟子的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合起来一起收于其良知上来讲，一起皆是其良知之表现。阳明还说道：“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
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 (《传习录》卷二“答聂文蔚”)——这是阳明于真诚恻怛说良知，真诚恻怛便是良知的本体。良知这个作为人最内在的自性本性在种种特殊的机缘上，便自然而自发地表现而为各种不同道德“天理”，如在亲亲，敬长，从兄，事君等事上表现为仁、义、弟、忠等，仁、义、弟、忠便是所谓的天理(道德法则)。而这些天理，乃至所有的天理都不是外在的，而是良知本身所自然明觉的，而且是自发产生的。正如孟子所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孟子讲性本善、理同然、求放心等，都成了宋明理学心学的先驱。阳明接着孟子这条路走，因此总说“良知即是天理”，天理不是良知的对象，而是良知本身之真诚恻怛处。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有这么几个特征，即内在固有性、道德性、自发性。然而如果仅仅这样理解良知，就很容易悖于儒学根源，也即孔子思想的精微处了。为何这么说?因为在孔子那里，他的治国平天下的道就是非固有的、非现成化的。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比偃。’”(《论语》12/19)“杀无道，以就有道”似乎有理，
读《传习录》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