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时，工人对于国有企业的依赖是否就因此消失了，其行动选择的约束是否全然退去？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的调查表明，他们的态度与行为都表现出对企业的高度依赖，新呈现的机会基本与他们无缘。李汉林和李路路在对中国单位组织的研究中，也指出了部分工人对单位组织（企业）依赖性依旧的状况。这种对企业的依赖与工人所拥有的资源性质有关。首先，依赖缘自工人不具有市场所需要的特殊技能。其次，依赖缘自工人偏大的年龄结构，特别是处于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年龄段。第三，依赖缘自工人其他资源的欠缺，如权力、社会关系等资源。第四，依赖还缘自机会供给主体用工行为上的“农民工偏好”。对于无特殊技能、知识、经验而仅依仗体力或简单劳动谋生的工人，用工主体的“农民工偏好”限制了其从事市场机会结构中低层次工作的选择，他们只有以服从和依赖作为代价，来换取企业的资源、利益或机会。因此，工人对于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地位受损要想得通，“工人想不通也得想得通”，因为大多数普通工人是管理者眼中所谓没有能耐的，就指着企业这碗饭的人，也就应该好好工作和忍耐。
拥有或能够利用的资源并非为市场所需要者，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对其构成了一种退出约束，他们因此对组织高度依赖，这种依赖表现在（1）对获得与保持工作的依赖，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资源可以获得市场上新出现的机会；（2）基本生活保障获得的依赖，因为诸如失业、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以及下岗、内退待遇与组织成员资格是紧密相连的。工人对企业的这些依赖远甚于沃德所指涉
的有组织依赖，因为80年代以前的国有企业工人还不曾遭遇20年后他们所遭遇到的市场约束。我们可以把这些工人称作为高度依赖企业者，他们在行动取向上表现为服从、容忍与克制。一旦依赖无法维系，在没有退出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将诉诸抗议行动，或个人，或集体，一如本文在预防性正式制度与生存逻辑中所分析的那样。
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的行动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