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落入贫困陷阱的制度因素探析
摘 要：在经济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经济学家们关于“国富国穷”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哈罗德和多玛认为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物质资本的匮乏，只有物质资本超过一定的门槛，国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匮乏的同时却存在普遍的资本浪费的现象。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和卢卡斯指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入贫困，主要原因在于其人力资本的低水平。他们的缺陷在于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新制度学派则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视角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国家贫困的原因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文章在新制度学派观点的基础之上，分析制度与贫困的互动机制，指出导致发展中国家陷于持续贫困的制度因素。文章在最后提出，发展中国家跳出贫困陷阱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权威的政府。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贫困陷阱；制度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David S.Landes（1990）[1]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一个经济学家们一直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么富裕而他们那么贫穷？从世界发展的历史来看，尽管世界各国都经历了普遍的经济增长，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也是不争的事实。
自20世纪40年代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以来，发展经济学家们就一直把研究重点聚焦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的问题上。虽然发展经济学家们针对这些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减贫项目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我们仍应该注意到，贫困问题仍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有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和路径依赖的特征（其中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把本国经济的低绩效归结到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的国际条件和一些外部条件上，将自身低效率的制度和经济结构合理化从而使现存的低效率的制度框架得到强化），使得贫困在这些国家逐渐成为一种稳态，并形成“低效率的制度——贫困——低效率的制度”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从而产生经济学家们所普遍关注的“贫困陷阱”。
世界银行201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测算的1.25美元/天的贫困标准计算，从世界范围来看，自1981-2010年，世界贫困人口总数从19.3783亿元下降到12.1498亿元，贫困发生率从52.16%下降到20.63%，世界范围内的减贫取得了较大的效果。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从区域性角度来看，尽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贫困人口数和贫困发生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的趋势、欧洲和中亚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人口数和贫困发生率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贫困人口数和贫困发生率也居高不下，这说明
在撒哈拉以南和南美和加勒比的大多数国家一直处于贫困状态。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之路依然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扶贫基金的运作问题：扶贫政策的制定、扶贫资源使用的低效率、扶贫资金被挪用、扶贫资源并不能充分为最需要的人所用、政府对扶贫资源后期投入过少等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因此，有必要更进一步地探讨发展中国家落入贫困陷阱的原因。本文主要通过探讨制度和贫困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互动机制，分析导致发展中国家陷于持续贫困的制度因素，从而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跳出贫困陷阱提出作者的看法。文章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主要梳理学者们关于贫困问题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展开文章的探讨；第三部分探讨制度和贫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第四部分析导致发展中国家陷于持续贫困的制度因素；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为什么有些国家这么富有而有些国家那么贫穷？自Adam Smith（1776）以来，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增长和贫困问题的研究从来没有间断过，但由于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存在差异，因此各个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关于这个问题答案的阐述也就异彩纷呈。美国经济学家David S. Landes（1990）认为大多数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的阐释可以分为两条路径：其中一条认为富裕的国家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努力、有知识、有教养、有更好的国家管理组织、有更有效的制度和更具有生产性，而贫穷的国家则相反；另一条路径认为富裕的国家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更加贪婪、粗鲁和富有剥削性及进攻性，而贫穷的国家则软弱、无知和脆弱。这两条路径暗示着经济学家们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观点和政策主张。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Adam Smith（1776）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他认为国家贫穷与富裕都是自然的，人们的理性会使他们做出最大化自己收益的选择，因此国家经济最后会实现自动增长。Malthus（1798）则对经济的增长持悲观的态度，他认为呈几何级数递增的人口增长必然超过呈算术级数递增的生产资料的增长，从而带来贫穷、疾病和战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Ricardo（1817）认为在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生产要素之中，在生产要素可以在国家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各国的劳动和资本最终会趋于相同；只有土地是自然赋予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更多土地的国家注定比拥有较少土地的国家要富有；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将导致国家经济增长最终趋于停滞。
现代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建立在Harrod-Domar模型的基础之上。Harrod（1939）[2]和Domar（1946）[3]在他们两篇代表性论文中做出了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的论断；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储蓄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储蓄率或者说资本存量在决定经济增长中占主导作用。Rostow（1959）[4]的经济增长阶段论认为那些处在经济增长初期的国家可以通过国外援助的形式来增加国内资本存量，从而增加国内投资，实现国内经济的自我增长和本国经济的起飞。他们理论的共同点在于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按照他们的观点，
贫穷的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贫穷国家的资本存量较低，只要这些国家的资本存量越过一定的门槛，这些国家就能够实现经济的自我增长和经济的起飞。但是他们显然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匮乏的同时却存在资本配置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的现象。这说明一个国家贫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本存量和储蓄率的低水平，而是有着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人Solow（1956）[5]修正了Harrod（1939）和Domar（1946）关于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设，提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人均经济增长率最终将趋于停滞，因此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Solow（1956）认为，各国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各国的技术水平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一致。Lucas（1990）[6]则指出，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以及人力资本存在正外部性等原因，使得资本不会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尽管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拥有更高的资本边际收益。Willi Semmler和Marvin Ofori（2007）[7]的研究支持了Lucas（1990）的这一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收入在长期呈现双峰分布，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收入在长期处于高水平的均衡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收入在长期则处于低水平的均衡，从而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持续不平等和发展中国家的持续贫困。
Schultz（1961）[8]最先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Lucas（1988）[9] 尝试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解释长期的经济增长，他将人力资本引入Solow（1956）模型并把人力资本理解为Solow（1956）模型中技术进步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使其内生化。Romer（1986）[10]和Lucas（1988）都强调知识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表明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的国家最终会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人力资本匮乏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
但Romer（1986）和Lucas（1988）的研究局限在于把社会制度和个人偏好看作是外生的、给定的。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社会制度却在不断演进，研究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离不开制度因素。新制度学派强调了制度因素在决定长期经济绩效中的作用。North（1990）认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于明晰的产权，制度在决定长期经济绩效方面起主导作用；按照他的理解，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贫困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是因为他们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踏上了一条低效的发展路径，规模报酬递增使得他们不会选择其他甚至是更有效的发展路径，从而使低效的发展路径得到了自我强化，国家持续陷于贫困。Acemoglu和Robinson（2011）[11]把制度分为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在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又将制度细分为攫取性经济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他们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采用了攫取性的经济制度和攫取性的政治制度，如果这些国家没有从攫取性制度过渡到包容性制度，他们就很难走出制度困境，国家将陷入贫困陷阱。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经济学家们关于国家为什么贫困的解释主要集中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或者是社会资本（制度）的匮乏。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制度与贫困的互动机制，探讨发展中国家陷于持续贫困的制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
出发展中国家跳出贫困陷阱的对策建议。
三、制度与贫困的互动机制
在制度的重要作用得到经济学家们广泛的认可以前，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普遍把制度当成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外生变量是因为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如果有更好的制度可供选择，它们早就已经被选择了。因为市场被假设是完全有效的。按照他们的理解，一切可获得的收益实际上都已经获得，一个社会的产量总在它总量生产函数的边界上。[12]这种关于理性和有效市场的假设认为经济总能达到潜在的增长水平，然而要达到集体理性的状态，仅仅拥有个体理性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制度与贫困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种相互作用的机制：无效率的制度会使国家陷入贫困状态，而国家的持续贫困又会使这种无效率的制度得到自我强化，这样，国家将陷于一种“低效率的制度——贫困——低效率的制度”的恶性循环陷阱之中。
首先，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个国家低效率的制度。之所以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物质资本、地理因素、技术和人口迁移等因素，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因素[13]。那些采取更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国家比那些采取低效率的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这是因为有效的制度和经济政策可以减少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并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而制度和政策的低效率会增加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和经济运行成本，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且，低效率的制度和经济政策使得花费资源寻租获得垄断权比把这些资源用于生产更加有利可图。长此以往，资源将被引入非生产性活动而不是生产性活动，社会评价标准也将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个人能力，资本和优秀人才将持续外流，造成国家经济发展的低水平。
其次，持续的贫困可以使低效率的制度得到自我强化。North（1990）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于明晰的产权。按照诺斯的理解，一个国家之所以陷于贫困，是因为这个国家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踏入了一条低效率的发展道路，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使得它不会选择其它即使是更有效的道路，低效率的发展道路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路径依赖”，造成国家的持续贫困。North（1990）通过对拉美国家的研究发现，拉丁美洲有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持续处于贫困状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贫困存在这样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把本国经济绩效的低水平归结于与发达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贸易条件和其他一些外部条件，使得本国低效率的制度合理化从而造成低效率制度的持续存在，国家陷入贫困陷阱。
上面的分析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低效率的制度是国家持续贫困的原因还是结果？这个问题类似于经济自由化与政治自由化重要性和先后次序问题。从理论上解释，二者任何一方都能成为另一方的原因。因为低效率的制度和经济政策增加了经济主体行为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成本，长此以往，国家将陷于持续贫困；反过来，国家的持续贫困也可以使低效率的制度和经济政策产生自我强化的机制。但本文认为，沿着“低效率的制度——持续贫困——低效率的制度”理解这一问题更合理。因为，从国家变迁的角度来看，首先是国家的产生，
然后国家确立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如果确立的这一系列的制度不利于本国的经济运行，国家将陷于贫困；而此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将经济运行的低绩效归结于外部因素使得本国的低效制度合理化。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强大的外部力量使国家进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低效的制度将一直进行下去，产生“低效率的制度——持续贫困——低效率的制度”的恶性循环。四、发展中国家陷于持续贫困的制度因素
（一）不明晰的产权制度
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产权定义是产权是由物的存在及关于他们的使用而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关系。North（1990）认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于明晰的产权。Barzel产权的经济分析核心在于“公共领域”。在Barzel看来，要完全界定产权是很困难的，部分是因为技术的原因，部分是因为完全界定产权的成本太高以至于超过了产权被完全界定的收益。由于产权不能被完全界定，产权的部分有价值的属性就会被置于“公共领域”。产权界定不清会造成“搭便车”现象的普遍存在。因为在一个产权不明晰的国家，外部性内在化的收益可能小于所付出的成本，交易者就失去了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动机，使得资源并不能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从而造成与“公地悲剧”[14]类似的情况。无效或界定不清的产权也会扭曲激励机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有产权界定的收益大于产权界定的成本时，才会产生使人们去界定产权和制定规则的激励。而无效率的产权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成本，使得制定规则和界定产权变得无利可图，于是人们便失去了完全界定产权的激励。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陷于持续贫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不明晰或者说是无效率产权的普遍存在。这不仅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成本，从而造成“搭便车”和“外部性”的普遍存在，使人们丧失了界定产权的激励；还使生产资源集中在少数具有垄断权的生产者手中，造成政治权利和财富的结合。[15]
（二）利益集团博弈造成制度和经济政策的低效率
制度是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利益集团目的上的双重属性（寻利和寻租）使得制度只为部门利益服务而不顾其他群体和社会整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于持续贫困是因为利益集团阻止了有效率的制度变迁，使得贫困在这些国家形成自我强化的机制和路径依赖的特征。利益集团阻止有效率的制度变迁的形式有三种：一是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进行院外活动；二是对新进入者的阻碍；三是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使产业缺乏竞争，从而导致低绩效。[16]少数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把本国经济发展的低绩效归结于与发达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条件等外部因素，从而使得本国低效率的制度和经济政策合理化。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引起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国家将陷于持续贫困。
（三）寻租行为的普遍存在
获得全面信息的困难和高昂的测度成本使得产权往往很难被完全界定，这样
发展中国家落入贫困陷阱的制度因素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