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自然也非同一般。以此影响力去为情托人办事，自己收受财物的案件屡见不鲜。如果将影响力交易犯罪主体仅限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内涵及外延显然窄了，不利于惩治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犯罪。
2.本罪的犯罪主体在实施影响力交易犯罪时在具体行为上有所不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是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而“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则是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
3.条文对影响力交易罪不同量刑档次的条件的规定方式与现行刑法条文不同：影响力交易犯罪虽然也属贿赂犯罪，但本条只规定了“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等三个既考虑数额又考虑情节的量刑档次，而对具体数额标准没再做具体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到受贿犯罪与贪污罪不同，受贿的数额可能不大，但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的损失可能是巨大的。因此，对受贿罪的量刑，除了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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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数额，还应当考虑其他情节，具体的数额和情节规定，要由司法机关根据实践作出司法解释。这样一种规定方式，为今后完善刑法对贿赂等犯罪的量刑条件规定提供了经验。 十四、修改了第三百九十五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将最高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
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实际中查处的此类案件，有的来源不明的财产数额多达成百万上千万，大多属于利用职务和地位敛聚的非法所得或者其他非正当收入，数额特别巨大，只是其本人不能说明或者不愿说明来源，同时司法机关也无法查明，由于最高法定刑只有五年，有些案件来源不明的财产数额相差上千万元，但刑罚只相差一年，明显与这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相适应，也与贪污、贿赂犯罪刑罚不平衡，从而使这些贪官逃避了法律应有的制裁。鉴于这类犯罪社会影响恶劣，建议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另外，本条“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规定，是指财产和支出两项总和明显超过合法收入还是指其中一项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不清楚，建议从文字上明确。
修正案（七）规定，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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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其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修正案对原条文主要做了以下修改：1.将最高法定刑从五年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有些意见主张将本罪的最高刑提到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考虑到本罪是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财产的差额部分是通过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所得的情况下，将这部分财产推定为非法所得而设立的一个罪名，加之我国财产申报制度尚未真正建立，如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过重，不利于司法机关尽力深挖腐败犯罪。2.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使财产、支出无论其中一项达到，还是二者相加达到差额巨大的数额标准，都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涵义更加明确，以更有利于打击这类犯罪。（完）
（作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 黄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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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七）》内容解读（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