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的压抑和觉醒——“五四”女作家群创作的精神起点
作者：张正华
来源：《河南农业·综合版》 2013年第4期
郑州工业贸易学校 张正华
摘 要：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女性各阶层教育的普遍提高，经济的独立，社会参与增加，导致女性意识的抬头，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她们获得了文化层面上的解放，使她们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审美意识、独特的艺术观念和言说方式，中国文坛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开始生长，部分中国女作家已经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了鲜明而强烈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五四”女作家群；女性意识；压抑；觉醒
一、女性意识的概念
女性意识是指女性对自身在社会中的独立主体地位与享有平等权利的一种自我认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女性只能被看，而没有看的权利。在男性权力和男性语境中，女性只有生理性别，没有文化性别和精神性别。女性形象的历史空白造成了一种深刻的女性自我意识与性别意识的丧失与混乱。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女性意识抬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中国文坛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开始生长。20世纪上半叶，部分中国女作家已经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了鲜明而强烈的女性意识。
二、女性意识的压抑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女人沦为贱等，为奴为婢，从此一条条枷锁纵横交错地捆绑在妇女身上，使她们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喘息，她们的肉体被摧残，灵魂被扭曲。无论是西方黑暗的中世纪，还是中国残酷的封建时代，女人一律被视为祸水。西方中世纪禁欲主义者攻击女性天生是男人的助手，结果却成了她们的祸根；女人是男人通向地狱的大门，是引诱男人堕落的妖精。与西方对女人的咒骂不同，中国古代则绞尽脑汁把对女人的蔑视、仇恨转变为具体措施，“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观念遍及封建社会的各个角落，就连男人们创造出来的汉字只要与“女”字有关的大多是贬义，如，“奸”、“妒”、“嫌”、“妄”、
“姦”“佞”等。女人不仅地位卑贱，还是“红颜祸水”。商汤灭亡便是“妲姬”之罪；幽王失国，也因“褒姒”之祸。就连孔圣人也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看来，女子充其量称其为“人”，也只能与小人为伍了。既然女人作为“人”，一直在被轻视、被淡化、被简化，卑微得如草芥，而当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关头，似乎又“重任在肩”了，于是“和亲”也成了国策，举国的男人们为求得苟安哪里还会去顾及区区几个小女子的血泪，即使是皇帝的女儿也不例外。女性这种从生命本能到精神上的被压抑、被奴役的生存状态，给女性的心灵和肉体带来了极大的创伤记忆，也造成了女性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囿于传统男权文化所规定的性别角色，她们把一切苦难的来源归于命运，甚至把创伤转嫁于同性，以此抵消或淡化自身的创伤记忆。
在男权社会中，支配群体通过控制言论来控制现实。他们剥夺了妇女的发言权，使之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妇女没有自己的话语，因而也就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体验重新解释这个世界。女性从来都是被笼罩在男性的目光之下，被男性的笔固定为文字。基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在20世纪以前的漫长历史阶段中，女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身体”的存在，即自然存在而非精神、社会的存在。女性的被压抑、被奴役的历史和女性形象的历史空白造成了一种深刻的女性自我意识与性别意识的丧失与混乱。
三、女性意识的觉醒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女性各阶层教育的普遍提高，经济的独立，社会参与增加，导致女性意识的抬头，女性的历史记忆终于因历史车轮的不断向前滚动而被唤醒。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次给中国女性以浮出历史地表的机会以后，使她们获得了文化层面上的解放，使她们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审美意识、独特的艺术观念和言说方式，当她们能够看世界、看男性并加以言说书写时，她们实质上是在要求获得主体性的地位。因此，中国女性寻求自身解放和自身价值的意识日益高涨，女性写作成为一种存在性的“发言”，通过写自己来改变男性笔下所产生的扭曲的女性形象。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中国文坛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开始生长。20世纪上半叶，部分中国女作家已经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了鲜明而强烈的女性意识，她们从女性受创伤最直接的地方入手，如，女性角色、人格的错位、没有爱情的两性关系、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等，开始关注女性自身的命运。具体到创作上，对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的鲜明体现，对传统女性形象、女性观念的颠覆，对女性独特的生存体验和生命经验的自觉表露成为她们的鲜明特色。冯沅君、冰心、萧红和张爱玲是最具代表性的几个。
冯沅君的小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初产儿，主要以反对封建礼教、争取自由独立为核心，她的创作大都集中在自由恋爱和封建包办婚姻冲突这一主题上，她的第一个小说集《卷葹》收小说四篇：《隔绝》、《隔绝之后》、《旅行》和《慈母》，这四篇小说主题基本相同，一方面是女主人公刻骨铭心的自由恋爱，大胆而热烈；另一方面是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维护者的长辈对主人公爱的“隔绝”。前者是刚刚站起来而尚未完全站稳的新生力量，后者则有庞大的旧制度、旧伦理道德的支撑。在被压迫者一面，是义无反顾的精神叛逆，“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冯沅君的出现，第一次在女作家笔下出现了与传统大胆宣战的知识女性形象。这也许正是冯沅君小说独特的思想意义所在。
冰心早期的“问题小说”从一个觉醒的新女性的角度对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和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表现出了高度关注，希望能够挖出病因，开出良方，解决问题，视野比冯沅君更宽泛，表现出女性作家的视角已开始跳出女性生活的藩囿，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
与其他女作家相比，萧红可以说是卓而不群的。萧红的与众不同在于她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观照社会人生，尤其观照女性命运，并打破了传统的叙述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歌之间的边缘文体，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以鲜明的女性意识，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她是一位体验型、情绪型的作家，“她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萧红创作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艺术感觉力和艺术表现力。她凭借女性纤细敏锐的艺术感悟能力，捕捉情感记忆中富有韵致的人事景物，抒写现实的人生和自我的情怀。而历来的评论者们多习惯于用时代的色彩、政治的标尺、“阶级”的角度来涂抹和规矩她的创作，界定她的文学成就，从而歪曲或忽略了她创作中较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在特定历史层面上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与体现以及因此而赋予其作品的超时空的艺术魅力。
三四十年代的张爱玲，由于受中西交汇的上海“洋场”文化的影响，她的女性意识更为鲜明，她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所以，张爱玲的作品主要以婚姻和两性关系为基础，以女性生存实态为对象，通过女性在畸形的婚姻和两性关系中被奴化、物化和个性化的现象透视、探寻女性心理痼疾形成的根源，批判男权世界给女性造成的压抑和伤害。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一大批“新女性”作家脱颖而出。伴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五四”女作家群的女性主义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后世女性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坛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丁言昭.萧萧落红情依依[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马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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