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价值与价值观
价值和价值观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从古以来，许多哲学家提出了关于价值观的见解，但是尚未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虽尚未有关于价值的系统理论，却仍然表述了一定的价值观，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事实上，不同民族的彼此有别的文化体系的差异，主要系于价值观的差异。而文化的发展演变也表示着价值观的发展演变。
何谓价值?何谓价值观?价值的意义如何?价值的标准何在?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深刻的理论问题，也是十分复杂的问题。 一、价值与需要
近几年来，学术界关于价值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价值的意义就在于需要的满足。也就是说，凡能满足人的需要的，就是有价值的。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段话。马克思说：“人们实际上首先是占有外界物作为满足自己本身需要的资料，??如果说，‘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那就证明：‘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这就是说，价值的概念起源于 人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外物之间的关系，凡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之物即是有价值之物，价值表示人们的需要与外物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毫无疑问，这是价值的一项基本含义。
然而，以满足需要来界定价值，还不能说明有关价值的一切问题。对于所谓需要， 也有 一个评价的问题。人们的需要有高低之分，既有高级的需要，也有低级的需要。例如，人们有衣食的需要，有婚姻的需要，有求知的需要，有追求真理的需要，有维护人格尊严的需要，也有保卫民族独立的需要，还有人将追求声色货利作为一种需要。与需要相联系的是兴趣。兴趣更有高级低级的区别。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的名篇中指出，“ 高尚的人”即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低级趣味就是没有价值的。由此可见，关于需要的高低之分，就不能用满足需要来解释了。
近现代有一句很流行的名言：“在世界上，人是最宝贵的。”古代也有类似的话：“天地之性，人为贵。”(2)这都是肯定人的价值。所谓人的价值有两层意义：一是个人的 价值，一是人类的价值。就个人而言，可以说个人的价值在于能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就人类而言，说人类的价值在于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恐怕就毫无意义了。所谓“世界上人是最宝贵的”，恐不能理解为人是最能满足人的需要的。所谓人的价值，不能简单地用满足需要来解释。 我认为，所谓价值，除了“满足需要”的含义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二、功用价值与内在价值
价值的更深一层的含义，不在于满足人们如何如何的需要，而在于具有内在的优异特性。 首先，“人的价值”，并不是意谓人能满足如何的需要，而是肯定人具有优异的特性。荀子论人之为贵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董仲舒论人之为贵说：“人受命于天，固 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这都是讲人所以贵于他物，是因为人有其他物类所未有的特性，即人具有道德的自觉性。邵雍说：“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4)又说：“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如禽兽之声，以其类而各能得其一， 无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人之生真可谓之贵矣。”(5)这不但从道德 来讲，更从其他方面的能力来讲人具有超越他物的特点。戴震亦说：“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智足知飞走蠕动之性，以驯以豢；知卉木之性，良农以莳刈，良医以处方。”(6)这肯定人具有特异的智能。这里所谓人的价值，是指人类作为一 个物类所具有的价值。今天的所谓价值，古代称之为贵。“天地之性人为贵”、“人
是最宝贵的”这两个命题在今日仍是应该肯定的正确命题。 “人的价值”的另一含义是个人的价值。“个人的价值”含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指个人的社会作用，即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亦即个人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凡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人即是有价值的人。《论语·雍也》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博施济众”，即能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这就是圣人，即是最有价值的人。二是指个人的人格价值，即具有独立的人格。《周易》蛊卦：“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各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孔子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7)其所以辟世、辟地、辟色、辟言，都是为了坚持自己的 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因而不屈从权势，不能俗俯仰，而充分表现了做人的尊严。
其次，生的价值，即生命的价值，也不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在于具有较无生物更高级的属性。对于无生物而言，生命具有优异的属性，因而具有价值。唯心主义目的论者认为各种生物都是为了人而产生的，显然荒谬，生命的价值在于具有优异的特性。
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论述价值概念时，还有这样一段话： “一位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自然愿望’是，从某一个‘概念’中得出‘价值’这一经济学范畴，他采取的办法是，把政治经济学中俗语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按照德语的用法‘改称为‘价值’。而一经用这种办法找到‘价值’一般后，又利用它从 ‘价值’一般中得出‘使用价值’。做到这一点，只要在‘价值’这个词的前面重新加上原先被省略的‘使用’这个词就行了。”(8)这也就是说，瓦格纳的所谓价值其实也 就是“使用价值”。很显然，所谓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不仅仅是指人的使用价值或生命的使用价值。
由上所述，价值可以说具有两重含义，亦即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价值的基本含义是能满足一定的需要，这是功用价值；价值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其本身具有优异的特性，这是内在价值。大部分事物，对于人而言，具有功用价值。而人本身、生命本身，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具有功用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儒家肯定道德具有内在价值，所以宣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即认为仁义具有崇高的内在价值。(孟子说：“生亦 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也肯定了生的价值，而认为义的价值更高。)墨家断言“ 义，利也。”即认为价值就是功用价值，不承认别有内在价值。近代西方新实在论者佩里(R.B.Perry)以兴趣界定价值，即认为价值即是功用价值。另一新实在论者穆尔(G.E. moore)则肯定内在价值，穆尔论内在价值的意义说：“这一类价值是内在的，仅仅意谓一物是否具有它，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它，单独依靠该物的内在性质。”(9)这即是说内 在价值是由事物的内在性质决定的。这是内在价值的明确定义。 三、真善美的价值
从前经常称道的真、善、美，都既有功用价值，也有内在价值。 “真”的价值即是正确的认识的价值。“真”的价值有两层含义：一是真知有益于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而具有较高的价值。例如，自然科学知识和以科学为依据的技术，都是重要生产力，能满足生产的需要，所以具有功用价值。二是也有一些真的知识，虽并无直接用处，与生产技术没有直接联系，但如其是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也就有一定的内在价值。真知是对无知、浅知而言，克服了无知，超越了浅知，即具有高度的价值。中国古代对于知识采取了狭隘的实用主义态度，如荀子说：“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10)把对于万物的探究都看作“无用之辩，不急之察”，于是自然科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历史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善”是道德的价值。道德也是既有功用价值，又有内在价值。一方面，道德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设立的。荀子有见于此，认为：“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11)这就是 说，道德是为了社会生活的长远利益而制定的。在历史上，不同的阶级都从其实际的阶级利益而引出道德，
这表现了道德的功用价值。另一方面，道德又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灵的主要特征，人们实行道德，不是为了追求实际利益，而是为了保持人的尊严。南北朝时人刘标在《辨命论》中说：“善人为善，焉有息哉???修道德、习仁义、敦孝悌、 立忠贞，渐礼乐之腴润，踏先王之盛则。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为也。”这就是说，道德不是手段，而是确定的目的。这是道德的内在价值。
“美”是艺术的价值，而人类的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美的模仿，美亦既有功用价值，又有内在价值。美可以作为娱乐的手段，这是美的功用价值；美能陶冶人的性情，这是美的内在价值。美不能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美的风景、美的音乐、美的绘画，寒不能当衣，饥不能当食。所以《老子》说：“圣人为腹不为目”，墨子主张“非乐”。然而美可以将人引入高尚的精神境界。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12)如果饱食暖衣之后接受美育，便可以有高尚的情趣而远于禽兽了。这是美的内在价值。
真、善、美都是人所追求的。如果一切价值者只是功用价值，则一切事物都只是满足需要工具。事实上，人类生活之中，除了许多天然的和人造的工具之外，还有一些事物为人类所追求。工具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使用的。人生之所求不仅是新的工具，而是要达到一定的目的。真、善、美就是人类在生活上所追求的最高目的。 四、价值观的基本问题
自古以来，世界上的各个文化区，都存在着关于价值的观论争。大致来说，古往今来的价值观有三大类：一是宗教的价值观，二是哲学的价值观，三是庸俗的价值观。宗教的价值观信仰上帝，以上帝为价值的源泉；庸俗的价值观追求声色货利，崇拜金钱或权势；哲学的价值观，则摆脱了宗教的价值观，超越了庸俗的价值观，而展开了关于价值的理论思考。 哲学的价值观是围绕着义利、理欲与德力等问题而展开的。 孔子宣称“义以为上”，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墨家则认为：“义，利也。”儒墨关于义利关系的见解彼此对立。但儒家所谓利指个人私利而言，墨家所谓利指国家人民百姓之大利，两者所说利的意义不同。汉代董仲舒宣扬“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受到宋代理学家的称赞。叶适对此加以批评说：“ 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这肯定了功利的价值。西方哲学史上，康德的理性主义与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两个对立的典型。
宋代理学家强调“理欲之辨”。朱熹认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 ”王守仁虽然反对朱子“析心与理为仁”，但亦主张存理去欲，以为“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这种理欲之辨的观点受到戴震的严厉批判。戴震指出，“理者存乎欲者也”，强调理欲的统一。宗教多宣传禁欲主义，墨家提倡苦行，亦有禁欲的倾向。近人多谓宋明理学主张禁欲主义，实则理学家承认饮食婚嫁的必要，还不是禁欲主义，但他们忽视了人民改善物质生活的需要，确实失之偏颇。
德与力的问题也是价值观的重要问题。孟子推崇“以德服人”，轻视“以力服人”。韩非则认为“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又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强调了力的重要。事实上，德与力都必要。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因而中国文化表现了重德轻力的倾向。而西方文化中所谓 “力之崇拜”比较盛行，近代尼采更宣扬“权力意志”，更是“力之崇拜”的强烈表现。德与力的偏重也成为中西文化的显著差异。
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义利、理欲、德力的问题，也曾经有人提出正确的见解。关于义利问题，颜元主张“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关于理欲问题，荀子主张“ 以道导欲”。关于德力问题，王充主张“德力具足”。这些都是正确的深切的，惜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于理欲、义利、德力的争论，应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从价值观来看，这些争论包含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二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儒家重义轻利，
论价值与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