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与诉权扩张
无论从国外公益诉讼的发展历程和趋势，还是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公益诉讼的兴起是社会和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加强对公益诉讼的探讨，既能对当前司法实践中某些诉讼类型有更深刻和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又能适当地拓展或者展望诉讼新领域。为此，特编发该文，以期引起广大读者对此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公益诉讼的特殊性
公益诉讼（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涉及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基本上是指为公共利益或者并不专属于原告自身的利益（多数人共有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当然，其具体界定和理解可能有差异。
我国学界对公益诉讼的说法一直不统一。例如，有人认为公益诉讼实际上是行政诉讼的一种。有人认为公益诉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益诉讼包括所有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既有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诉讼，也有私人、非法人团体、个人代表国家以自己名义提起的诉讼；狭义的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这些界定都着眼于不同角度，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认识公益诉讼。不过，在通常情况下，公益诉讼的界定只是给我们一种概略的了解，不需要必须寻求一种精确的标准界定，除非有某些特殊需要。
当然，这里还是要指出，公益诉讼的立足点是“公益”（公共利益），不管其诉讼目的就是为维护公共利益，还是其诉讼结果客观上主要是维护了公共利益（而不是其个人在其中的微不足道的利益）。
例如，在行政诉讼中，公益诉讼大体上有以下两类：一类是为公共利益提起的诉讼，即原告自身并未受到特定的损害，被诉行为损害的是公众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如规划部门批准在某著名景点建设观景台的规划，某游客认为观景台有碍观瞻而起诉规划许可行为。为表述上的简便，这类公益诉讼可以简称为“公共利益类公益诉讼”。另一类是被诉行为给许多人或者不特定的人分别造成了特定的损害，部分受害人提起诉讼，而一旦胜诉，受益者并不限于起诉人。如我国目前在环境污染、消费者保护等领域的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多属于这些类型。为表述上的简便，这类公益诉讼可以称为“分散利益类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是在突破传统原告资格标准的基础上产生的。原告资格是法院摆脱非真正的或者代他人提起的诉讼的重要方式。按照通常标准，只有受到被诉行为
不利影响或其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才具有原告资格。而且，被诉的事项必须具有可诉性，即能够通过司法程序予以解决（属于司法能够解决的问题）。无论公法诉讼还是私法诉讼，都适用该原告资格标准。
原告资格规则是建立在合理的政策基础之上的。但是，其先决条件是，人们意识到其权利，并具有对抗侵犯其权利行为的财力。尽管原告资格规则能够确保真正的争议进入法院，使司法程序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但在特殊情况下仍然有例外存在。正如英国学者史密斯（）所说：“所有发达的法律制度都不得不面对调和两方面公共利益的冲突的难题，即鼓励个人积极参与法律实施的需求，与不鼓励职业诉讼者和好事者就与其无关的事项提起诉讼的需求之间的冲突。”如果出于执行公务或者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应当允许具有公共精神的个人或者组织诉诸法院和保护集团利益，即使其权益并未受到直接侵害。无论美国还是英国，均已接受了这种宽松的原告资格规则。
公益诉讼对于原告资格的要求非常宽松，甚至没有实质性的限制。可以说，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一类特殊的原告资格问题。它有一套独特的原告资格标准，既不能以通常的原告资格标准进行衡量，又因为具有固定性和稳定性而不是权宜性、个案性的政策，而不能归于司法政策之列。因此，应当作为一类特殊的诉讼和特殊的原告资格问题进行研究。 公益诉讼的缘起
（一）权利义务的集体化、社会化和分散化
现代社会是以“大”为标志的，如大的生产、大的消费、大的福利、大的劳工组织等，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大的污染、大的虚假广告等现象。其结果，社会关系是高度复杂化的，社会利益是多元化和分散化的，同时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又呈现出集体化、集团化和社会化的特征，即便基本的权利义务也不再是专属于特定个人的权利义务，这种景象已迥异于十八、十九世纪在自然法激励之下的个人权利的情形，而出现了泛个人的、集体的、社会的和社团的权利义务。 而且，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个人权利必须与社会权利结合起来，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当今国际和国内的权利法案（人权法案），也都不仅以传统的个人权利为保护对象，而且还保护那些要求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进行积极干预的社会权利，如环境权、社会保障权、健康权以及防止金融、商业、公司甚至政府欺诈等的权利。与此相适应，许多损害也往往都不是个人性的，而有着广泛的波及面，如环境污染、虚假广告等都会侵害不特定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些侵害行为，传统的一对一式的救济方式已不足以保护分散的权益。 （二）以实体权利人为依托的传统诉权理念
按照大陆法的传统，法律被泾渭分明地区分为公法和私法，权利被区分为截
然不同的私权利和公权利。私权利归属于私人；公权利归属于由国家代表的大众。与此相对应的传统原告资格原则是，享有诉权的要么是私权受到损害而需要司法保护的私人，要么是行使公权利的国家，而国家是通过其代表机关（通常是政府总检察长）提起诉讼的。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原告资格专属于享有私权或者代表私权的个人，在刑事诉讼中原告资格专属于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国家机关。只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有例外情况。
在民法法系传统中，这种“专属性”的权利和原告资格概念是非常清晰和简单的。但是，由于其过于简单，已不足以反映当今社会的现实情况。正如有的英国学者所说，这种传统的罗马公、私二分法成为一种“鸿沟”，使得个人与国家之间不存在连接的桥梁。当今的现实远比这种抽象的二分法复杂化和多元化，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无数的集团、社会和集体，它们强烈要求保护某些很难归入传统的公权和私权的权利。 （三）传统诉权理念的困境
现代社会将那些新的权利和合法利益推到了前台。这些权利和合法利益不属于罗马——民法法系传统意义上的“公”（公共的或者国家的）的范畴，而是集体的或者分散的，即其要么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个人，要么个人只拥有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例如，谁是我们所呼吸的空气的“所有人”？对于这些同属于每个人而“没有拥有人”的权利，或者没有权利人的权利，那种由实体权利的权利人专属地享有起诉权的概念，已不能适用。因为，如果适用这种观念，就意味着要否定这些权利的可获取司法保护性（或者称为可诉性）。
在许多国家，对这些权利给予保护经历了一系列斗争过程，而有些国家迄今仍未对这些集体的和分散的权益给予保护，其根源仍然是固守诉权归属于实体权利人的观念。有学者指出，这种拒绝保护态度是对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价值和危机的漠视和反动，因为保护分散的权利对于我们人类的进步甚至生存已头等重要。
（四）“专属”诉权理念的突破与公益诉讼的产生
尽管“专属”诉权观念仍然居支配地位，但适应保护集体的和分散的权益的现实需要，许多国家已突破传统的诉权概念，拓宽了诉权范围，所谓的公益诉讼就此应运而生。
例如，许多欧洲国家陆续意识到，对于集体的和分散的权益应当与个人权益一样受到保护，应当确保其能够“诉诸法院”。对于这些集体的和分散的权益，许多国家要么赋予有“个人利害关系”（personallyinterested）的个人提起诉讼，可以称为“个人原告资格”解决方法（‘individualstanding’solution）；要么授权国家提起诉讼
可以成为“政府原告资格”解决方法（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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