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平庸
——小议中国古代大学教育
中国古代具有大学意义的教育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官办的，带有官员培训机制的国子监——在今天相当于职业学院和神学院的结合体。另一种是私人承办官府许可的，例如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二者中，相对而言，后者所受限制较少，对于在该处求学的学子实施的教育也更为全面，因此流传后世的影响也更大。
由于中国古代教育的自身特点，在分科教学方面有所欠缺但道德教育和念书人品格培育却一直受到肯定。17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超级推崇这种道德教育支撑起来的政治统治并将其视为法兰西君主立宪能够效法的表率。乃至到了20世纪人类工业文明进展碰到瓶颈时，也有许多人呼吁从这种道德教育中去寻觅力量。
那么，这一模式真的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么？限于篇幅，笔者无心全方面分析岳麓书院这种教育机构所实施的教育模式的优势和不足，而且，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千年前的前人，事实上也是求全责备的表现。因此，本篇文章立论的前提是默许中国古代大学教育的道德和品格培育之有效性，承认它曾经支撑起一个相对完善的道德社会（历史也大致如此）。然后回顾它的全数历程，在探讨为何这种有效性不足以对中华文明以后的进展产生踊跃影响时，笔者以为在其中出现的道德平庸是关键因素。
“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是受到儒学传统影响的中华文明奉行的处世标准之一。“中”代表了温和而无偏向性的态度，“庸”则是不过
度显露自我，维持与世人一致的品性。在这一标准下，的确诞生了许多才高八斗却谦恭平和的念书人，“温润如玉”既是对古代知识分子的绝妙比喻，也成为对于具有这一品性的古代男子的溢美之词。似乎能够这么说，它同时成了公共所认可的道德标准和审美偏向。
从国民教育的角度而言，这一做法不仅能够理解，而且是古代那个信息闭塞沟通不便的社会中极为经济的一种辅助管理模式。利用道德教育的力量，让同意教育的人第一成立起一种自我约束，与他人和平相处的理念，再推行到他处的人际圈子中，形成壮大的精神控制和舆论力量，许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被化解于无形，节约了大量的政府管理本钱。（这一模式固然有其短处，但不是本文讨论范围）
但如若岳麓书院如此的大学教育/精英教育机构也把这种“中庸”的理念和自律及他律的管理模式推行于它们的日常教学当中，那么就有必要从头审视了。大学教育之所以在今天受到如此普遍的关注，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是一种精英教育。其培育出来的人材，影响着物质世界的文明走向和精神家园的终极诉求。若是大学“中庸”了，族群的精英们维持着温和的态度，试图与公共一致，那么公共最终又当走向何处？精英应当有自我的坚决立场和强烈的领导欲望，才能在物质与精神俩方面成为公共选择的风向标。精英若是都是不温不火、左右摇摆，那么必然出现公共无所适从而精英曲高和寡的局面，纵观华夏文明的历史，后继乏力的确是岳麓书院这些专业的精英教育机构所存续的近千年来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岳麓书院，或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气节、信念、强硬应当说都在某些人身上存在过，但鲜明立场和领袖
气质，在他们身上却十分少见。尤其在儒学作为科举考试必备项目确立的宋朝及以后，知识分子埋首儒家经典，陷入为诠释而诠释的怪圈当中。古代的大学教育，最终培育出来的却是大量奉行“中庸之道”的人材。这些人或许作为个体在道德和品性上很有可取的地方，但与大学教育的意义却是背道而驰、背道而驰了。
（本文业已说明，在此不涉及中国古代大学教育中对于分科和学生全面性缺失的讨论，仅从其重点关注的道德层面加以论述。）
若是必需找一个词来描述同意中国古代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话，我以为“道德平庸”是对它们的适合评价。平庸不在于它有无出产过人材，而在于其“中庸”的观念制约了可能成为精英的一群知识分子最终归于平庸，每每碰到问题不是自己站出来解决答案而是从经典卷帙中翻找“先王之道”，流毒之深，乃至后来康有为、梁启超鼓吹西方君主立宪制时，竟然还要挂羊头卖狗肉，标榜上孔子的名号。
中庸的观念另一大阻碍即是对于民族价值观的成立与推行形成重大阻碍。若是说孔子时期还能够用“先王之道”、“礼治”来归纳的话，那后世近两千年，虽然在中国存在着各类形式的大学教育，但从未有真正意义上的价值观输出；归根溯源，乃是中国古代本身的大学教育并未有始终如一的立场，并非培育受教育者自发和主动地去影响和改变世界的能力。乃至后世，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正是价值观缺失下实用主义和物化思想的空前泛滥和大学本身浮于表层，只求把知识分子圈养在它所限定的三经五典内的恶果。比对今日，孔子书院在全世界众多地方纷纷成立，但是究其内涵，不过是教习汉语的语
道德平庸——小议中国古代大学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