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时代重问哲学何为——基于海德格尔技术追问思想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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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2020年第6期
［收稿日期］2020-08-12
［作者简介］刘 伟（1995—），男，湖南浏阳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科学与生态文明教研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生态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施香婷（1995—），女，福建福州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刘 伟1，施香婷2
（1.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科技与生态文明教研部，湖南 长沙 410003；2.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提要］哲学是其时代的产物，人们利用哲学探讨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它必须要反映一定时代的精神状况和人的生存状况，这是哲学的任务和使命。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兴起，哲学逐渐失去它原本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在时代面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慌张”。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兴起，也未能完成时代交于的任务。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始终是跟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特别是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试图从追问技术的本质中探寻人类现代性的救赎之道，这似乎给今天这个技术时代哲学何为指明了一条可能性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技术时代；生存状况；海德格尔；技术追问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566（2020）06-0069-05
哲学从其产生伊始便关注人的生存问题，指引人的生存和发展仿佛成为哲学的特质。哲学史就像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剪影，每一个时代下的哲学，总是反映着它的时代的问题，表征着时代的发展走向。今天人类进入了技术时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依旧面临在它的时代下的新挑战，原本在哲学的羽翼下的科学、技术，如今茁壮成长，在当今社会中成为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哲学的时代功用似乎越来越模糊，让人不禁质疑，如今的哲学是否还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甚至能否一如既往的成为我们时代的指引。因而寻求，在“技术统治的时代”下的哲学的出路，是本文的主旨。
一、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任何哲学都是其时代的产物，时代创造了哲学，哲学关照着时代，并且总是关照着这个时代里的人的生存状况。黑格尔曾对这二者的关联作了精辟的论述：“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1］。每一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时代特征，每一个时代的哲人们虽深处自己的时代之中，但是，总能站在时代之上的高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思时代的问题，在历史的递进中，总结时代发展的规律，不断深化人同世界、社会的关系的认知，回答人如何在这个世界“安身立命”的问题。因而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总是与它的哲学发展相生相伴，可以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哲学史。古希腊哲学奉为西方哲学的故乡，伴随着古希腊经历古风时代—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希腊哲学也经历着自然哲学——人的哲学的转变。古风时期的希腊人受到神话传说的束缚，将生存寄托给神明的庇佑。人口增多而自然资源匮乏的现状促使他们走出了神明为他们划下的边界而向海外寻求生存与发展，也使得他们在面对海洋、天气的变幻莫测中开始了对自然的思
考，探索自然的起源、本质和规律，以应对艰苦的生存条件。在自然哲学推动下，古典时代的希腊社会发展欣欣向荣，城邦制国家确立，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以往的自然哲学无法再解释新的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难题时，哲学的主题便渐渐转向了对人事的思考，哲学家们开始思考，如何建立更好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中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随着马其顿和亚历山大的征战，城邦体制土崩瓦解，社会政治经济崩溃，人们失去了“城邦公民”这一主体地位，面对这一社会变迁，哲学家不再满怀热情地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良好的国家体制是什么？”转而寻求解决面前更为迫切更为直接的问题——人如何才能在苦难世界重新获得幸福的生活？这也奠定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寻求人世幸福的思想底色。中世纪哲学作为西方哲学史承上启下的一个时期，虽然继承希腊哲学的理性传统，但又经历着封建王朝同教会紧密结合后形成独特的封建神权统治的社会，绝对的神权否定人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否定人依靠理性自我救赎能力，将人对现世的幸福寄托于来世，为了获得来世的解脱，人在现世中承受禁欲和苦行成为理所应当，弱化了人们对现实宗教压迫的反抗，这使中世纪哲学呈现出“神本主义”的特点，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虽然无法将人从现实的压迫中完全解脱，但至少给了绝望中的人暂时的活下去的希望。经历漫长的“神本主义”的笼罩，被压抑到极致的人性逐渐复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强势来袭，对抗绝对神权，宣扬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立场，肯定了人的尊严、理性及其“祛魅”价值。然而，回顾这两场拥护“人性”的运动，却并没有达到对“人性”真正意义上的复归，人虽然意识到自身理性的力量，但在苦难的现实中仍然对“神”有着强烈的依附心理，试图在其之中寻求精神的慰藉和对现实暂时的逃离。因而可以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虽然将人的理性和权力重新唤回此岸世界，但是却没有彻底否定彼岸世界，彼岸世界仍旧成为人们的精神向往，对彼岸世界的彻底否定、实现人在此岸世界真实的、幸福的生活任务便移交给之后的近代哲学甚至现代哲学。近代哲学家们用“理性”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实现了对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解救，将“理性”重新归还给人，使人从“上帝”那里获得了所谓的“独立性”。可当他获得了这种“独立性”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不过是再次陷入“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之中，从对“上帝”依赖中解脱又再次陷入对“物的依赖性”之中，这实际上反映着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的生存状况，人失去了一切包括他自己，他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被世界抛弃，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工人沦为了资本的工具和奴隶，而在资本家这里，异化表现为资本家自己也沦为金钱的奴仆，金钱成为衡量他自身价值以及与他人关系的唯一尺度，社会陷入普遍异化。现代哲学任务便是批判这样的现实，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下的自我异化，将人重新归还于人本身，引领人们去思考如何重新获得真正幸福的生活。同时，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表现的更为复杂，异化的领域也更加广泛，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的生活更加依赖于技术工具，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产品将人剪裁成单向度的人，从而限制了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至此，可以清晰的看到，自古希腊以来，哲学是如何随着其时代的变迁、需求，而发生改变，哲学似乎在面对变化莫测的时代时总是表现出滞后性。实际上，哲学所发生的每一次转向，并不是被动地卷入时代洪流中挣扎，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历史，它是时代走在康庄大道时的鲜花，它也是时代陷入迷雾森林里的光亮。时代创造了哲学，而哲学也作用于时代，推动时代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对于哲学与时代关系的一句脍炙人口的描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成为“精华”的哲学不仅仅表现在哲学正确反映了该时代的本质问题，同时还预示着时代的发展趋势，肩负为自己时代的发展提供理路的使命，即理智批判现实的同时又积极的构建未来。哲学的“滞后”的“缺点”恰恰是哲学的优势，它在黄昏时飞起，站在高处回顾白天里发生一切，批判现实、提出问题、总结规律，为时代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方向。哲学发展至今，总是一脉相承，成为站在巨人的肩上时代的眺望塔。
二、技术时代哲学的“慌张”
回顾整个哲学发展史，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哲学始终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特别是那些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大命题。或者可以简单地说，哲学是专门为大事情去
思考的［2］。“轴心时代”的先哲们在面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时，由于“惊异”和“闲暇”提出各种问题，这种由于惊异而产生的问题意识构成了哲学思想的开端，由惊异中才逐渐产生了哲学［3］。哲学的这种特别的诞生意味着它一开始就是面向时代发问的，这种发问从而产生了存在论、认识论和实在论等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法。人们依靠这些哲学所取得的认识和思考的成果整体性地把握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们在哲学创造的理论框架内反思自身的生存状况，因此哲学与时代之间也不存在什么明显的隔阂。到了今天，哲学关切时代的任务似乎交给了科学。以往存在论、认识论和实在论等讨论的问题域也几乎变成了科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在这些方面，科学解释因为可证伪性等优势要比哲学解释更令人信服。哲学在时代面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慌张”。
哲学何以在时代面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慌张”？或者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什么让哲学感到“慌张”？答案是显然易见的，这是由科学和技术构成的时代，让哲学感到“慌张”的是科学和技术在哲学原有领地的高歌猛进。海德格尔的学生安德尔斯在面对日本原子弹爆炸时感叹道：技术统治的时代到了。其实这种“技术统治的时代”的影子在工业革命之初就开始凸显，它表现为马克思口中的“异化”：人像机器。但是现代技术发展以后，特别是核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以后，这种“异化”的表现发生了变化。核弹的爆炸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一条分界线，是政治统治时代与技术统治时代的分界线，表明现代技术已经彻底摆脱了人力的掌握［4］。现代技术不仅摆脱了人力的掌握，它甚至反过来支配和统治人，危及人的生存状况。哲学的使命和任务当然不能使哲学家们坐视不管这种危及人生存状况的情况出现。哲学一开始就是要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的，我们通过我们所能经验到的东西——无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去理解我们的生存状况，哲学为这种理解到的世界提供解释。“技术统治时代”的出现冲击了我们原本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和观念，使得这种理解和观念的更新势在必行。但是对世界的理解并不只有哲学一种方式，科学也在依靠它独特的方式和视角在解释世界。科学并不满足像哲学一样经验世界的真相，它利用数理逻辑、实验和仪器去逼迫自然界向人吐露出更多的秘密，通过解释这些更深层次的秘密，从而重新理解我们的生存状况。对于解释这些更深层次的秘密，“轴心时代”流传下来的智慧和方式已经逐渐显示出了它的有限和不足。这种有限和不足开始促逼哲学开始发生转向，以期它能像科学一样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的生存状况。
近代科学理性、数理逻辑和试验方法逐渐完备以后，使得西方原本哲学里的理性精神被局限在经验世界里狭小的范围。工业革命时代后，或者科学革命后的哲学，逐渐退缩至概念的分析。真正合乎人性的生活则失去了纯正理性的指导，陷入了非理性和疯狂。西方的理性病了，而这也意味着西方的人性病了［5］。要治疗这种病，单靠呼吁是无济于事的。西方哲学家希望借助古希腊一贯以来的“逻各斯”传统，在牢固可靠的基础上重建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并不抛弃和抵制科学理性所取得的成就，而是要对科学理性的原始根基进行反思。因此，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应运而生，哲学家们希望借助科学理性的数理逻辑方法，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相关观念的重新清洗，希望重回“轴心时代”以来哲学的荣光。尽管六七十年代掀起了内容充实的“现象学运动”，现象学哲学的活动现在也未必还有什么值得人们惊叹的东西了。现象学哲学家梅洛-庞蒂和芬克的去世和兰特格雷贝的引退，这样一些外在的事件即使不是构成现象学没落的原因，也与这种状况有关系，现象学逐渐走向边缘化，并且正在失去它原有的活力。反观分析哲学却在欧美哲学界，甚至在中国哲学界大行其道。哲学工作者乐于利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传统哲学概念进行分析，分析哲学家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哲学研究的全部或至少是主要内容，因此分析哲学家的形象变得和以往哲学家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这种情况恰好也表明了分析哲学这样一个特点，即这种哲学不是为了解决传统哲学中的经典问题，也不是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而是把哲学重新理解为一种分析科学命题意义的活动［6］。如果说现象学还存有传统哲学的余晖，那么分析哲学使得哲学俨然变成了一种技艺，或者叫一种活动。它不再关注过去形而上学的经典问题，同样也对人的生存状况抱有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它对语言和概念，人与世界打交道的这种“间接性”兴趣盎然，它对人的生存状况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不再深入。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生存状况毫不在意，那么结果也只能是霍金所说的
技术时代重问哲学何为——基于海德格尔技术追问思想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