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使各国都把农业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中，尤其我国加入WTO以后，更需要政府实施保护和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农产品价格支持、补贴政策、财政信贷政策、农业保险制度等，使农民从政策优惠中增加利益。诚然，我国现时的农产品价格已接近或超过世界市场的价格水平，但由于我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成本高，为保证增加农民收入，适度提高和调整农产品价格，同时限制农用生产资料提价速度，给予双方有效的补贴政策，使农民增产增收，并确保收入增幅逐年上升。目前，国民收入分配不利于农民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要通过建立价格保护政策等措施，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塑造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新型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在我国工业化大体到了中期阶段的今天，经济发展应实行从“吮吸农业”到“反哺农业”的战略性转变，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各级政府应确保每年的财政支农增长水平高于上年，从而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农民收入长期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二)农业结构调整是必要条件
目前我国农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区域结构雷同，各地区重复生产，低水平竞争；二是农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差，缺乏竞争力；三是生产组织不合理，分散经营，规模小，成本高。解决上述问题，第一要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区域特色，解决区域结构问题。各地应前瞻国内外市场，依本地资源禀赋，选择优势种植、养殖业重点发展，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使区域优势转为经济优势，
进而变为经济效益，不同地区各展所长，互为市场，共同受益，使更多农民增加收入。第二要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优质产品比重，解决农产品结构问题。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现代农产品质量的概念不仅是物理和生物质量，更包括生产环境、生产过程、营养、卫生等方面的意义。无公害、健康、安全、享受等高质量农副产品有很大的需求收入弹性，要大力发展名、优、特、新品种，提高优质产品比重及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在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把畜牧业、瓜果业、旅游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逐步培育成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从而使农民收入跃上一个新台阶。第三要走农业企业化道路，解决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不合理问题。家庭联产承包组织制度曾极大地调动了几亿农民的积极性，经过20几年的运行突显的问题是农地农户私有不能解决农民分散化经营所导致的高成本、低效益，更难抵御大市场带来的风险。探求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应该是农业企业化经营，包括农产品生产企业、加工企业和流通企业。这样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规模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可以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等问题。农业企业化是由农户联合经营或委托经营过渡到合作经营，最终实现公司化经营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政府农业投融资、土地流转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
(三)发展劳务经济，改革户籍管理是必然途径
发展劳务经济的目的就是剩余劳动力就业和输出，一能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二能实现劳动效用最大化，在以增产使农民增收的空间有限时，
发展劳务经济改革户籍管理己成农民增收的必然途径。2002年农民收入比上年增加4%，主要是1.3亿农民从事二、三产业，其中有9400万农民进城打工，总收入约5278亿元，人均5592元。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是农民增收缓慢的根本原因，从农业现代化长远目标出发，还是要走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政府应制定分阶段的农业人口转移与城市化政策措施，首先要改革延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人口户籍管理制度，拆除为保护城市繁荣而限制农民进城的壁垒，逐步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其次，提供就业机会，扩大农民就业途径，清除对农民就业的歧视，实现农民身份的变迁；最后，通过大力兴办乡镇企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把剩余劳动力转向对农产品深加工的企业中去。资料表明，发达国家农产品深加工约占总量的80%，而我国只占10%～20%，他们产前、产后、产中的产值比例为2：1： 7，我国恰恰相反，为7：1：2。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深加工转化值的空间还很大，大多数乡镇企业还是应结合农业产业化，以农产品为原料，提高深加工水平，通过增加附加值来增加农民收入。
(四)减轻农民负担是保证
农民负担和农民增收呈负相关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将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减负可以保证增收。要把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认真贯彻实施《农民负担条例》，清理整顿“三乱”现象，规范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关系。减负首要是涉及农村税费改革，必须明确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及上级政权的事权，还原集体组织的本来面目。二年前，中央在安徽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有望全面推行，但这是涉及农村经济
体制、行政体制、人事制度、机构设置等庞大的工程，任务艰巨，困难重重，但为了九亿农民的小康愿望，必须下决心进行到底。
(五)政府加大投入是基础
我国农业的投资主体是国家、集体和农民，在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集体普遍缺乏必要的积累，农村基层组织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农民，农民纯收入抵充负担后，没什么效益可言，这个主体的投资能力微不足道。应努力提高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比重，按照《农业法》“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的要求，到2005年用于农业投资的比重应由现在的8%提高到10%以上。在投入增量中，首要的是大力改善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提高资本形成水平和固定资产积累水平，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基础和外部环境；其二，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质量安全水平，还应把农业生态保护、农村就业结构调整作为投资重点；其三，加大科技投入，抓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把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农民从增加投入中增加实惠。
目前解决“三农”问题所取得的成效
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缓解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国民的素质，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意义
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关于三农问题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