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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诗品》“滋味说”研究
作者：任建桦
来源：《神州·下旬刊》2020年第02期
摘要：钟嵘《诗品》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美学著作，其中提出了“滋味说”这一重要的美学思想。本文试从“滋味说”的主要内容、“滋味说”产生的背景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三个角度出发，来详细研究“滋味说”的精神内涵，以便于更好地理解《诗品》的审美思想。 关键词：钟嵘《诗品》;滋味说;审美
钟嵘《诗品》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论诗专著，它的评论对象是梁代以前的五言诗及其作者。本文主要从“滋味说”出发，来分析钟嵘《诗品》中的美学思想。
车孟杰的《<诗品>的“滋味说”与<舞论>的“情味”论》从钟嵘的《诗品》和婆罗多的《舞论》对比分析入手，找寻中印两国早期古典诗学“味”论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张月的《<诗品>“兴”观探赜》将钟嵘的“兴”与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兴”进行对比;牛丹丹的《浅析钟嵘<诗品序>中的诗学思想》旨在分析钟嵘《诗品序》中诗学思想，进而深层次地理解当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后，文学评论家是如何从诗歌内部因素出发探求艺术规律的。
本文旨在分析钟嵘《诗品》中的“滋味说”，从这一角度出发来对“滋味说”的内涵、背景及影响做出探究。
一、“滋味说”的主要内容
《诗品·总论》中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由此，我们总结出“滋味说”的主要内容是：以兴、比、赋为表现方法;注重直寻;风力与丹采相结合。
（一）以兴、比、赋为表现方法
《毛诗序》提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不仅《毛诗序》，还有《周礼》，关于“六义”，历来人们都认为是指风雅颂赋比兴。《诗品》中提到赋比兴，是专指诗歌创作方法。诗歌创作方法只有这三种，所以说，“诗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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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南宋朱熹释赋比兴云：比是“以彼物喻此物”，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赋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
我们可以看到，在《诗品·总论》中钟嵘将“兴”提到了首位，这足以看出钟嵘对“兴”的重视。钟嵘认为“文已尽而意有余”为“兴”，这与我们认为的“从一个事物联想到另外一个事物”，站在创作者的角度不同，钟嵘是站在文学接受的审美角度，站在读者阅读体验的立场上来阐释“兴”的含义的。他跳开了以往将“兴”作为一种创作手法的局限，从文学接受这个角度对“兴”做出了新的解释。
“文已尽而意有余”是指诗歌在有限的文字中具有无限的情感内涵，使诗韵更加悠长，让读者回味无穷，从而引起广泛的联想和想象。“文已尽而意有余”让我联想到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辨》：“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缘，言有尽而意无穷。”比如说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岑参的“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等，都会给人一种回味悠长之感。《诗品》注重读者，在提高“兴”的理论地位的同时也提高了读者的审美地位，使得创作者更多的去关注读者的体会。
钟嵘论“兴”，从“滋味说”出发，不仅看到了自然界的景物对人产生的兴发感触的作用，還强调社会中发生的事件对内心的感荡。前者如“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后者如“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骨横朔野，魂逐飞蓬”等。（1）
对于“比”和“赋”，钟嵘也提出了新的见解。《诗品》认为“比”是“因物寓志”，即诗人抽象的情感比如说志向、情思等要借助景物形象表现出来。“赋”是“直书其事，寓言写物”即直接的描写事物，通过语言来描写、刻画。
钟嵘在对“兴”“比”“赋”做了一番解说后，接着又说：“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在这里钟嵘说明了三者必须紧密结合，通过景物来表达感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三者之间不可分离，要融为一体，才能达到“味之无极”的审美效果。 （二）注重直寻
《诗品》中提到“赋”时说：“直书其事”，就是主张诗歌要直接地抒发自己的情感，不要拐弯抹角，不要过于繁琐复杂。
《诗品·总论》中提到：“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由此可见，钟嵘提倡写诗直接写纵目所见之外物，只有那些给人以极目所见之感的诗歌才是自然的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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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要求诗歌用具体可感的形象表现诗人的感情，而情感抒发应以自然直率为主，只有这样，诗歌才能“吟咏情性”，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过多用典所造成的空洞绮靡。（2）《诗品·总论》中说：“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在这里钟嵘举出了颜延之和谢庄的例子，他将颜延之归为中品，谢庄归为下品。我们以颜延之为例，钟嵘在“宋光禄大夫颜延之”中说：“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可见颜延之华丽词藻的雕琢使文章含义受到约束。《南史·颜延之传》记载：“延之常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颜延之的“铺锦列绣”与谢灵运的“初发芙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颜延之我联想到了宋代的吴文英，张炎曾评价吴文英说：“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可以看出过于雕琢词句，过于用典的后果就是诗歌内涵难以感染读者，缺乏真实性，不够有清新自然之美。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是在说，一切由风景所引发的情感，其实都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露。作诗要强调真性情、真情实感。真正的好诗应该是诗人把真我融入其中，赋予诗歌以诗人的全部生命。 （三）风力与丹采相结合
《诗品·总论》中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我认为，“风力”与“丹采”的相结合就是钟嵘评诗的标准。曹丕《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而“干之以风力”就是由“文以气为主”演绎而来的。因为“风”和“气”的本来含义相同。《广释·雅言》说：“风，气也。”但钟嵘所说的风力，却着重在文意。其次，《典论·论文》还说：“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也说：“诗缘情而绮靡。”由此钟嵘提出“润之以丹采”，所以“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就是《诗品》论诗的标准。（3）只有一首诗具有并传达了好的文意（就是诗歌的思想内容）;再具有好的文采（就是好的语言修饰），诗歌才会达到“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诗之至也”的境界，才有“滋味”。
钟嵘在历代诗人中最推崇的是曹植，对他极为称赞。在“魏陈思王植”中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体被文质”就是说曹植的诗既有文采又有质朴的内容，达到了内在思想性与外在艺术性的统一。紧接着钟嵘又评价了“魏文学刘桢”，说他：“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就是说刘祯的诗有气势但是文采不足。在“魏侍中王粲”中，钟嵘说他：“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就是说王粲的诗有文采，但气势不强。不过对于王粲，人们评价不一。《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都给了王粲很高的评价，不过钟嵘认为他的诗“文胜质”。
由此我们看到，在钟嵘看来，刘桢和王粲之所以会低于曹植，是因为他们的诗歌要么质胜文，要么文胜质，没有做到“文质彬彬”的完美融合。《论语》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及诗歌，“质”就是指诗歌内在的思想内容，“文”就是指诗歌外在的语言形式，“文质彬彬”就是指“诗歌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钟嵘《诗品》“滋味说”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