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底层写作的现实主义品格
作者：杨彬
来源：《文学教育》 2012年第3期
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以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为最突出的底层人社会状况引起媒体的关注，“弱势群体”“底层苦难”、“失业”、“贫困生”等成为报刊媒体的热点，而“建设和谐社会”、“三农问题”等也成为政府报告的主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关注现实的作家们，把目光投向底层，创作了一批描写和表现底层生活状况的文学作品，被称为“底层写作”。
一、底层写作的现实主义品格
2005年，曹征路的《那儿》发表，“底层写作”被正式命名，在这前后，出现了一大批写作底层的文学作品，罗伟章的《大嫂谣》、《潜伏期》，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荞荞的日子》，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方方的《出门寻死》、《万箭穿心》等等。这些作品极力揭示底层生活的艰难，以直面人生直面苦难的胆识，将底层生活赤裸裸甚至触目惊心展示到众人面前。底层写作的作家们目的就是要引起人们，尤其是那些自认为已成为中产阶级的人们的关注，起到警示作用。随着底层写作的深入，一批作家不再仅仅展示底层生活的苦难，而是在描写他们苦难生活的过程中，充满人文关怀，表现底层民众的生命尊严，展示他们与苦难抗争中中善良、高贵的灵魂。方方、胡学文以及打工作家在新世纪创作的一系列表现底层生活的作品，都竭力展现生命个体的尊严，及其对平等和尊严的渴求。
底层写作的出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新闻媒体对底层生活做了大量的报道，农民工年终的白条子、下岗工人的医药费、黑砖窑中工人的悲惨遭遇等等在社会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作家们除了自己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外，新闻媒体的报道给了他们很多写作材料。但是，作为文学创作活动的底层写作，要比新闻报道形象、深刻，并具有更深厚文化底蕴。有人说记者是社会的良心，其实，作家也是社会的良心。
其次，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必然表现。在1990年代中期文学出现了“欲望化写作”、“私人化写作”等创作思潮。这些作品极力描写所谓中产阶级以及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的豪华奢侈生活，在这些作品中主人公们开大奔、住别墅、穿“范思哲”，用“香奈尔”，仿佛整个社会都已进入豪华享受的时代。其实，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普通人和底层人的生活还有很多艰难和困苦，农民工年终的白条子、下岗工人的艰难生活、黑砖窑中工人的悲惨遭遇等等现象还大量存在。文学需要关注现实，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关怀底层人们的灵魂。文学应该恰当的展示对现实的介入能力，展示文学的精神力量。因此，在底层人们的艰难生活处境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时候，作为“人的文学”必然开始关注底层生活的文学创作，何况底层人数之多是小资群体不可比拟的，而底层生活的艰辛困苦之程度又往往是那么的触目惊心。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关注民生、关注下层的优良传统。
再次，底层写作只有极少数是打工者自己写作，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写作。底层写作的出现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焦虑感和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文立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现代化已成少数社会精英集团的现代化，居于金字塔地段的精英群体日渐形成对社会利益、资源与机会的垄断，并开始公然的对其他阶层进行掠夺。”知识分子“除了少数加入或依附社会精英集团的知识权贵，这一阶层在总体上已经丧失了1980年代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近年来现代化的逻辑与后果充分显现后所出现的社会危机，却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对当代的社会状况、制度安排有了新的安排有了新的认识（阶级的差距和冲突、社会秩序、伦理秩序的丧失）。随着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在整个利益格局中的边缘化，他们对现实秩序有了新的体认与判断，普遍产生了被剥夺与对未来的的不确定感。这生成了一种对自身命运的焦虑，
也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不满。”知识分子拘这种处境，使得他们比1980年代具有更多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融合知识分子固有的人文立场，使得他们对底层群体的苦难有相同的感受与深切的同情和不满，并以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展示出来。底层写作在知识分子哪里经过了从展示底层生活的苦难到展现底层生命的尊严的过程，表明了知识分子对底层不是隔岸观火，而是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是为底层鼓与呼，也是为呼唤和谐社会鼓与呼。他们希望能以自己的鼓与呼，提请党和政府的关注与改善，建立和谐的社会。从现在的“三农政策”、“城乡医保”等政策的出台看，底层写作的目的是部分达到了的。底层写作还有一部分是打工者作者，他们就生活在底层，不是深切感受苦难，而是亲身经历苦难，比起知识分子的感受和同情，他们的写作具有更真切的底层经验的质感。出现了吴君、王十月、蒲小元、叶耳、曾五定、周崇贤、罗德远、黎伟英、鄢文江、徐非、何真宗、郑小琼、柳冬妩等为主要代表的打工作家群体。他们更多的不是是写生活的苦难，而是写他们精神层面的痛苦，写他们所遭受的身份歧视和剥削压迫。他们渴望过一种受人尊敬不被欺侮的体面生活而活的有尊严。他们写小说不是为了表达同情，也不是害怕底层过多可能会可能导致社会不和谐，而是为了生活、为了自己内心的情感表达。因此他们的底层写作具有知识分子作家无法表达的生命体验的质感。
底层写作经过了由展示底层生活苦难到表现底层生命尊严的过程，这是文学创作活动对底层生活从文学的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的飞跃，也是底层写作的一个质的变化。
二、展示苦难与直面现实
早期底层创作主要是展示底层生活苦难。陈应松的神龙架系列作品，就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他的《马嘶岭血案》、《松鸦为什么呜叫》、《太平狗》等作品，描写了神龙架山区底层农民的苦难生活。尤其是《太平狗》触目惊心地描写了神龙架农民程大种为了改善贫困生活状态，到武汉打工。在经历了一系列苦难的打工生活后，最后被骗至黑砖窑遭毒打而死。而跟他从神龙架跑到武汉的太平狗也经历了生死劫难，在主人临死前“回神龙架”的叮嘱中，经过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回到了神龙架。作者用太平狗的活着和主人公的死去相对照，触目惊心的展示了农民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进城务工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处境。
这类底层写作的代表还有四川作家罗伟章，他的作品《我们的成长》、《变脸》、《故乡在远方》、《大嫂谣》、《我们的路》等作品，真切的描写了农民、打工者的生活苦难。“《大嫂谣》（《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中的大嫂，为了家庭，为了供儿子上学，五十三岁了，还到广东打工。身体不好、又有贫血症的她，在推砖时竟然昏倒了，虽然骨头没被轧断，但腿上被搓掉了一张皮。每月六百元钱的工资，只能自己开伙，吃不能再差的饭菜。当包工头胡贵出事后，大嫂连这样卖命的机会也没有了，只能干起拾荒的营生。虽说作者在小说结尾以大嫂的二儿子清华考上大学来抚慰了一下大嫂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也让读者胸中长出了一口气，但小说传递出来的信息仍令人心惊。即使是社会地位已经一落千丈的工人，到了五十多岁的年纪，也早已领得一份退休金，在家里过着虽不富裕但也安适的生活了，而大嫂却还要像一个青年人一样背井离乡，从事极繁重的劳动，这社会公平又哪里去了？《我们的路》（《长城》2005年第3期）中郑大宝在外打工五年，没有回过家，只能给家里寄三千一百元钱，根本不够家里的日常开销。回到家里的郑大宝还是心事重重：他曾多次给老板下跪讨要工钱；他亲眼看到农民工贺兵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而老板只给了他父亲一万元了事；与他同村的春妹刚刚十六岁便不明不白地当了母亲，受到村人的议论。这一切让曾考上大学、但因家里贫穷与大学失之交臂的郑大宝感慨万千。再看看凋敝荒凉的家乡，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心头沉重。小说并不是给社会开药方的，‘我们的路’究竟该怎么走，作者给社会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②
曾有些评论者对这类底层写作颇有微词，认为该类作品对底层生活的描写，有类型化、想象化的弊端，认为对底层人们苦难的描写，过于沉浸苦难，描写过于悲惨。他们认为这类作品大多是作家对苦难的一种想象、一种感觉，甚至是一种沉溺，并未真正反应现实。甚至还有人
认为作家们是在“不断将‘苦难’叠加、堆积、推向极致”，③“底层成为当代学院化学术体制产生的润滑剂，风干为脱离现实危机的纯理论的抽象，”只是“以猎奇的心态来表现苦难，把苦难奇观化；或仅仅将底层苦难视为一种极端化的生活处境，来书写人性等超越性的文学主题”。④在魏冬峰的《评陈应松（太平狗）》一文中，作者就是基于这种理念对《太平狗》做评价：“离开了作者熟悉的神农架山林氛围，《天平狗》所展示的‘城里’的见解图景显然过于简单户和概念化了，它更倾向于一种类型化的仅凭一点道听途说即可想象的‘底层叙事’。小说伊始，现身在一个被充分‘妖魔化’的‘城里’的土狗太平和民工程大种，面临着几乎是无一例外的排斥、敌视、欺凌虐待，程大种‘城里’的亲姑妈‘像个泼妇’，‘怀着绝世的仇恨在屋里保持着沉默’，以致把来自家乡的侄子和狗拒之门外；程大种打工的几个地方也‘照例’存在着劳动条件艰苦、劳动强度超大、劳动所得被盘剥、生命被贱视乃至被草菅等现象；而土狗太平九死一生的遭遇，也无不充满着一种‘无所不用其极’的狠劲儿……当太平每一次‘死去活来’的痛与苦都维持着较为相等强度，当每一个场面都血腥、肮脏、悲惨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我们不得不说《太平狗》中的阶级图景呈现了‘一面倒’的倾向。它的叙事显得过于急切和粗糙，缺少了应有的节制和隐忍，每一个情节的出现都显得根基不稳。对底层苦难叙事的这种过分渲染和‘崇拜’，也似乎让它回到了‘卑贱者最高贵’的思维逻辑里去。……这样不顾及现实逻辑的极力推进，不但让作者试图融贯其中的‘激情’变为矫情，而且让读者对这种叙事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小说这一文本对外部复杂世界的认知。”⑤魏冬峰的评论总结起来就是这几点，第一，陈应松的《太平狗》是简单化、概念化、类型化的写作；第二，陈应松在这篇小说“妖魔化”“城里”；第三，陈大种打工的地方的劳动条件艰苦、劳动强度超大、劳动所得被盘剥、生命被贱视乃至被草菅等现象是“照例”，即是按照某种“例子”编造出来的。第四，因此《太平狗》叙事“过于急切和粗糙，缺少了应有的节制和隐忍”。“根基不稳”，是“矫情”。从他的评论看，魏是站在“城里人”的立场来进行评论的，他不知道对于乡下亲戚来说，“姑妈”就是典型代表，作为城里人对乡下穷亲戚是讨厌的，因为在城里人看来乡下穷亲戚是来占便宜的，而且他们打心眼里鄙视乡下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很多打工者的情形就是程大种的遭遇，他们做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他们的待遇却是最差的。还有一些无良老板克扣工钱，真正的是“劳动条件艰苦、劳动强度超大、劳动所得被盘剥、生命被溅视乃至被草菅”，所以说，陈应松的这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工的真实境遇，既不是“照例”叙写，也不是概念化，更不是“矫情”！陈应松是真实地描写农民工的境遇，是冷静地叙写农民工的状态。从某种角度说，这些评论者才是以自己的观念去想象现实或评论作品。那些生活优越的人们，不愿或不想去直面生活中的这些苦难。实际上，从1990年代以来，我们的社会中确实存在社会阶层的差距，下岗工人、农民工等底层人们的生活确实有很多苦难和艰难的地方，我们在报刊上经常见着农民工劳动一年，年终一分钱拿不到，甚至没有路费回家，为了拿到工钱，作为弱势的他们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无可奈何的极端措施，比如爬上高压线架、爬上几十层高楼，以自己生命为代阶，索取工钱。我们也在报刊上见着一些黑砖窑中的农民工那近乎奴隶般的生活。今天，我们的文学作品还远远没有把这些现实用文学作品更真实、更贴切的表现出来，现在底层写作描写的底层人的苦难生活，也还只是冰山一角。
正是因为有新闻媒体、底层写作对底层苦难生活的关注，整个社会才逐渐加大力度改善农民工、下岗工人等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从而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底层写作在新世纪着实的起到了文学关注现实、干预生活的重要作用。
三、表现生命尊严与人文关怀
随着底层写作的深入，一批作家不再仅仅展示底层生活的苦难，而是在描写他们苦难生活的过程中，表现他们生命的尊严，展示底层人们在苦难中善良的、高贵的灵魂。方方新世纪创作的一系列表现底层生活的作品，都竭力表现生命个体的尊严。《水随天去》、《奔跑的火光》、《万箭穿心》《出去寻死》都具有这个特点。《万箭穿心》描写下岗工人李宝莉在遭受自己下岗、丈夫背叛和自杀等打击后，以女性柔弱的肩膀在汉正街当“扁担”（女挑夫）养活
论底层写作的现实主义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