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北宋时期监察御史对苏轼的群体构陷
一代文豪苏轼（苏东坡）自幼饱读经书，才华横溢，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很想有一番作为，期望实现自己人生的夙愿。他在一首《沁园春》词中写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充分展现了苏轼的政治抱负和豪迈情怀。“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大有杜子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李太白“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高远志向和宏大气魄。
然而，性格决定命运，他天真浪漫、敢于直言的个性与当时官场专制腐败的生态环境格格不入，水火难容，以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一生比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经历的挫折更多，遭遇的磨难更大，受到的打击更惨。苏东坡不仅一生屡遭权贵、小人的谗毁，动辄得咎，先后8次被革职、降级、外贬，大量宝贵的时间消磨在冤案的磨难和贬斥的途中，一生壮志难酬，理想破灭，而且曾经遭遇诬陷，陷身囹圄，差一点被明正典刑地处死。
苏轼悲剧性的人生命运多是那些利用手中监察、纠弹等职权的监察御史们对他深文周纳、罗织罪状、横加构陷，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头上造成的。御史们罗织各种罪状对他的构陷一波接着一波，从未消停，伴随着苏轼的一生。
御史谢景温诬陷苏东坡贩运私盐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逝，神宗赵顼继位。当时的宋王朝政风吏治每况愈下，内忧外患令北宋朝廷寝食不安，改革积弊势在必行。赵顼登上神宗皇帝的宝座后，决心励精图治，改革弊政。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向神宗进言，谈论新法的弊病。劝告神宗不要“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引起推行新法的王安石强烈不满，御史谢景温的妹妹是王安石的弟媳，他当侍御史知杂事一职也是王安石的提携。他见王安石对苏轼反感，为了讨好王安石，谢景温就利用自己御史的职权到皇帝跟前检举苏轼，诬奏苏轼在父亲苏洵去世，扶柩返川时，曾在船中贩运私盐，企图给苏轼治罪，并兴师动众下令对淮南、江南、东西荆、湖北、夔州、成都六路转运司严加调查，搜集罪证，并逮捕水师士兵和船上篙工严加穷究。虽然制造了一个查办天大案子的恐怖气氛，但是结果什么罪证也没有查到。
其实，苏轼的父亲苏洵去世时，英宗诏赐银绢，大臣韩琦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银二百两，苏轼均婉言谢绝。如果苏轼是个贪图钱财的人，名正言顺地笑纳这些高官馈赠的银子就是，何必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干贩卖私盐的勾当呢？
宋神宗赵顼比较宽厚，对御史谢景温对苏轼的诬陷未予采信。苏轼见谢景温如此无中生有，不择手段地对自己横加诬陷，一时也分辩不清是非，加之得势的王安石对他反感，于是主动提出外任。熙宁四年，他被贬为杭州通判。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制造的“乌台诗案”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他写了一份《湖州谢上表》。这是当时的例行公事，官员调到一个新的地方任职，要写一份谢表，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受任新职，“皇恩浩荡”云云。有的还写些表白忠心的话。胆子大些的官员还会发表一些针砭时政的直言和对朝政的建议。
苏东坡在谢表中写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语，被御史台嗅觉灵敏的御史们嗅出此语具有“讥刺朝政”的反义。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为了邀功请赏，于是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东坡戴上“妄自尊大，愚弄朝廷”的罪名。
为了加重份量，监察御史舒亶经过潜心钻研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苏东坡的几首诗，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诬陷苏东坡讪讥朝政，反对正在推行的新法。
与苏轼有嫌的御史中丞李定闻讯如获至宝，于是加码升级，认定苏轼罪大恶极。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心怀不满，讥讪权要。最后危言耸听地说苏轼的诗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并举四条理由要求必须对其处以极刑，
由于李定这帮御史气势汹汹，无限上纲，把苏轼的“罪状”虚得很大，提得很高，说得很重，皇帝便信以为真，朝廷当即决定派出钦差皇甫遵到湖州拘捕刚刚到任的苏轼。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驸马王诜，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在南京做官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
皇甫遵到湖州官衙，苏轼一看这气势就预感不好。便说：“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皇甫遵淡然道：“不至于此。”命兵士打开公文一看，是以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于是要苏轼立即离职启程。
作为太守的苏轼被朝廷从办公场所押走，官衙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六神无主，个个躲之唯恐不及。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竟曾萌生跳水自杀的念头。因不知道要判什么罪，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亲友而作罢。
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文、书信和资料，搜寻、挖掘
他更多的“罪证”。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由于御史台官署内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故称乌台。所以苏东坡的这个案子史称“乌台诗案”。
二十日，御史正式提讯苏轼。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迫于压力，拖到二十四日才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二十八日被迫承认《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
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报告案情进展，谎称苏轼对御史的弹劾已供认不讳。神宗听了心中虽然生怒，但他毕竟不是暴君，，于是问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苏轼名高当时，辞能惑众，为避人言，对他没有用刑。此时的神宗相信了御史中丞李定巧言令色的汇报，下令御史台严加审查。
九月，御史台又对搜集到的苏轼寄赠给司马光、王安石、黄庭坚、王诜等人的一百多首诗词严加推究，鸡蛋里头挑骨头，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罗织成苏轼“讽刺朝政”、“毁谤新法”的罪状。为了进一步置苏轼于死地，御史舒亶还请求副相王珪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向神宗谗毁苏轼：“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这次很冷静，对王珪的谗毁，斥之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听从御史舒亶教唆诬陷苏轼的王珪碰了一鼻子灰。
张璪原是苏轼的进士同年，入仕后两人又在凤翔同事两年。张璪返回汴京时，东坡还作《稼说》一文以送之。就是如此交游颇密的同学、同事和朋友，当“乌台诗案”事发，苏轼蒙冤处于困境之中时，张璪以知谏院的身份参与推治，竟对自己的朋友落井下石，蓄意致苏轼于死地。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曾奉劝神宗宽恕苏轼，张璪竟勃然大怒，当面责骂王安礼，唯恐苏轼摆脱御史们的构陷，死里逃生。张璪良知泯灭、卖友求荣的卑鄙行径令人不齿。
御史们对苏轼的审讯经常通宵达旦，苏轼生死未卜。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父子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一般饭菜，如果有死刑判决的消息，就改送鱼，使他心里有所准备。一天，苏迈因囊中羞涩，要出京筹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一个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的饭中有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失色，以为自己死期将到，于是怀着极度伤痛的心情，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和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
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身陷冤狱，即将赴死，诗赋绝命，遗于手足，心碎肠断，读之令人倍感凄楚。
“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遭遇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由于此案是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发起，御史舒亶更加卖力，御史台长官李定坚决要把苏轼往死里整，他手下的御史们争先恐后地对苏轼群起而构陷，加之关押在御史台的监狱里，御史们对苏轼的构陷和迫害没有任何的监督和制约，所以，苏轼在御史台监狱里受尽刑讯逼供，度日如年，被折磨蹂躏了130多天。
此时，各方人士纷纷出面营救苏轼，为他说公道话。本来生性仁厚，对苏轼素有好感的神宗遂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苏轼终免一死。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这样的结果对苏轼而言已经是很深重的冤陷和伤害了，但那些必欲将苏轼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李定等御史们却为苏轼的逃脱大失所望。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终于画上句号。
贾易、赵挺之、赵君锡、黄庆基等御史对苏轼的“围猎”
苏轼在元丰年间新党执政时受到诬陷、迫害，到了元祐年间，朝政基本上掌握在旧党手中时，苏轼虽曾一度担任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等要职，但他受到的攻击比元丰年间有过之而无不及。
司马光去世后，朝廷命程颐主持丧事，程颐拘泥于古礼，苏轼心中不以为然，还嘲笑程颐的泥古不化。程颐的弟子朱光庭、贾易等人出于门户之见，便将苏轼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群起而攻之。
贾易等御史仍按他们的老套路，无中生有，刻意罗织，上升为罪状。贾易攻击苏轼在杭州知州任上的种种举措，说苏轼惩处横行地方的不法豪强颜氏父子是“务以暴横立威”，说苏轼努力救灾是“张大其言”，等等。甚至苏轼在杭州兴修水利、疏浚西湖等利国利民的政绩，也被说成是“虚妄无实”。贾易还诬陷苏轼：“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于公私并无利害。”
更为恶毒的是，贾易等御史还从苏轼的诗作中寻找讥讽朝廷的蛛丝马迹，诬陷苏轼“诽怨先帝，无人臣礼”。硬说苏轼元丰八年(1085)五月所写的“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是对两个月前听闻神宗去世消息的兴高采烈，“作诗自庆，……欣踊如此”，企图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激怒皇上，将苏轼置于死地。
其实,宋神宗虽然部分听信御史的谗言,对苏轼贬斥过。但他毕竟不是暴君和昏君，他对苏轼素有好感，欣赏他的才华，喜欢他的坦诚。在处分苏轼的时候并没有完全采纳御史们的诬陷，不愿把苏轼一棍子打死，而多是手下留情，从宽发落。苏轼对此一直是感恩在心的。如宋神宗卒于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五，苏轼于次日闻讯后，极感哀痛，在写给王巩的信中说：“无状坐废，众欲置之死，
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渎者？已矣，归耕没齿而已！”表达了他对神宗“众欲置之死，而先帝独哀之”的感恩之情。此后又作《神宗皇帝挽词三首》，中有“余生卧江海，归梦泣嵩邙”的沉痛之句。
其实，苏轼五月一日将归宜兴，题诗三首于扬州竹西寺，其三为：“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诗作于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当时苏轼迁职汝州，在途中上书请求退休获得批准。那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加之“公至扬州，常州人为公买田，书至，公喜，作诗有‘闻好语’之句。”（苏辙作《子瞻墓志》）也就是说，苏轼请求退休获准、庄稼大丰收、途中收到准备归老常州的宅地已经买好的书信，这三件事使苏轼非常高兴，所以看到“野花啼鸟亦欣然”。这首诗，与神宗逝世毫无关系。可是到了元祐六年(1091)，贾易上奏诬陷苏轼，硬说此诗是苏轼听到神宗死讯后“作诗自庆”之词，却只字不提苏轼对神宗去世写下的感恩和哀痛的诗文。这是御史构陷忠良歪曲事实、罗织罪状的惯技，目的旨在夸大其词，加罪苏轼。
元祐二年(1087)，监察御史赵挺之弹劾苏轼书稿中有“民亦劳止”四字，据此控告苏轼犯讳，辱没先朝，分明有谋反之意。元祐三年(1088)，赵挺之又诬陷苏轼“诽谤先帝”，苏轼愤怒地上疏自辩，指出元丰年间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在乌台诗案中为自己所构陷的罪名“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而如今赵挺之诬陷自己“诽谤先帝”，则是“以白为黑，以西为东，殊无近似者！”元祐八年(1093)，苏轼又在《辨黄庆基弹劾劄子》中怒不可遏地指出：“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苏轼还在写给王巩的信中说：“某所被谤，仁圣在上，不明而明，殊无分毫之损。但怜彼二子者，遂与舒亶、李定同传尔！”指斥贾易、赵挺之“二子”对他的诬陷没有什么新花样，只不过是沿袭舒亶、李定等御史构陷他的老套路而已。苏轼为之感到可悲。
赵君锡开初极力称赞苏轼之贤：“轼之文，追攀《六经》，蹈藉班、马，知无不言。壬人畏惮，为之消缩；公论倚重，隐如长城。今飘然去国，邪党必谓朝廷稍厌直臣，且将乘隙复进，实系消长之机。不若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谠论则圣心开益，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而利博矣。”在他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后。看到贾易等御史弹劾苏轼题诗怨谤，声势很大，赵君锡见风使舵，随即紧跟贾易诬陷苏轼“负恩怀逆，无礼先帝，愿亟正其罪。”他原本想通过对苏轼落井下石再获高升，没想到事与愿违，高太后览之不悦，斥责“君锡全无执守。”将他贬职外放。
御史黄庆基又继承元丰年间李定等人的衣钵，捕风捉影，出面诬陷苏轼“妄用颖州官钱、失入尹真死罪，及强买姓曹人田”等罪状，诬陷苏轼既有贪占公款的经济问题，又有强买民田的违法乱纪行为，更有枉法失入死罪的罪状，堪称罪恶累累。对这样无中生有的诬陷，朝廷不仅没有听信，反而洞悉其奸，对黄庆基予以贬黜。
苏轼专门写了一篇《辨黄庆基弹劾札子》，驳斥黄庆基对他的诬陷，表明自己的清白。
彭劲秀：北宋时期监察御史对苏轼的群体构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