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础科学之殇

中国基础科学之殇

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问题是笔者最近一年多以来思考颇多的一个问题，加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故笔者打算借着这门课的机会，来表达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诚然，这个问题范围十分宽广，笔者所说所想仅为一家之辞，不具备科学性参考性，仅为表达一家之言。

笔者本科母校的施一公院士近日在一个演讲中表达了“研究型大学，从来就不以就业为导向”的看法，纵然施一公是中国的院士美国的院士，具有很高的科学成就，但是这段话在校内校外引起了众多的议论。在这里笔者无意讨论研究型大学到底以什么为导向的问题。而是想分析施一公提出这个观点的论据和背景。众所周知，施先生回国的一个目标便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一流的生物学科，其在上文提到的演讲中也表达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和中国研究水平远远落后的现状。施先生作为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的人，对于国家的这种忧虑之情令人敬佩，然而造成这种很不理想的局面形成的原因却不能归咎于研究型大学重视就业上来。

高考志愿专业冷热程度就是这种局面的一个很好的反映。根据笔者的总结，中国家长报志愿一直是倾向于工资高，前景好的专业。以清华大学为例，经管学院和建筑系一直充斥着各个省份的文理前十名，而计算机土木等专业的分数线也一直居高不下。与此对应的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每年发布毕业生的就业报告中明确写着本科生生第一年平均年薪十万以上；众多软件互联网企业的招聘海报上则明确表示，硕士毕业年薪20万起；更有阿里巴巴提出的阿里星计划，第一年年薪60万。基础科学四大学科，数理化生，哪个有这种招聘形式？北京上海的各个高中初中小学教辅机构里堆满了清北复交理科专业的毕业生，博士学历比比皆是；施一公组里的博士后找一份北京高中生物老师的教职竟然屡屡碰壁。笔者现阶段所处的中国科技大学纵然以理科强大而著称，招生时也常以毕业出国转金融作为噱头来招揽学生。国内排名前几的高校尚且如此，其他更差一些的学校的基础学科学生又如何生存？有怎能让家长，让那些更加功利的人来选择基础学科？没有充分的新生力量的投入，又如何发展基础学科？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基础学科落得如此地步？

笔者首先从基础学科的自身特点出发开始探讨。刨除就业、薪酬这样的外在因素后，比较基础学科和其他学科，大家可以不难发现，基础科学的入门难度是

阻碍很多人从事其学习和研究的一个因素。在上世纪的中国，流传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样的话语，这固然与当时急需发展的科学技术有关，同时也反应了在数理化这样的学科很久以来就给人们留下了难学，难懂的印象。当然不仅仅是入门难，对于纯粹的数学和物理研究者来说，这种研究过程是相当枯燥的，乏味的，历史上很多数学家过着隐居的生活，很多物理学家最后陷入精神疾病就是这个道理；即使是今天，在北京某大学中，学习数学物理的学生依然给人一种疯人院住户的错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个拥有的13亿人口，并且素以勤奋刻苦而著称的国家，这种所谓的难度并不是造成今天这种局势的根本原因。

那么，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以笔者的拙见，是中国目前社会风气造成的，而这种风气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因经验不足或者是能力不够而导致的诸多问题的集合体。首先，这种风气中最为明显的成分自然是拜金主义。收入的高低和资产的多少目前已几乎成为衡量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志。中国的封建历史本来就过于漫长，官本位意识至今仍弥漫在政府官员中，拜金主义的盛行正是导致贪污腐败现象盛行的原因。本应该是“人民的公仆”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普通百姓。别说基础科学，在清华的很多工科专业，排名靠前的学生本科后去读金融硕士的人都不在少数。当然，这种选择完全是符合个人自由的，从法律道德层面都没有问题，任何人都不应该指责这种选择。并且，需要指责的也并不是他们，而是造成这种风气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能逼迫一个大牛导师下的有前景的博士选择去高中当老师？又究竟是什么逼迫一个留美归来年轻有为的浙大老师因收入过低而自杀？答案很简单有很引人深思：钱。没错，就是钱。近年来频繁爆出的大学教授挪用违规使用科研经费的实例恰恰说明了这一阶层的无奈，一方面，他们拥有着高学历高知识，另一方面，他们拿的薪水又完全匹配不上他们的努力。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大学教授的收入足可跻身中产阶层。在北京，年收入不到30万也想自称中产？连房贷都还不起怎么能号称中产？更何况年收入不到10万的大学教授？这个还是正教授级别的待遇。上文中提到的浙大自杀的老师据说薪水只有2000元，甚至不及其在美国拿的博士补助。笔者虽然没有歧视农民工的意思，但是一个博士拿的工资竟然没有一个农民工多，知识的价值被无限制的压缩。绝大多数教授和科研单位研究人员的工资是政府支付，可以说这完全是政府主管部门“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管理理念的体现。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凭借着朴素的

爱国主义搞科研的行为确实令人感动，但是这种精神能支撑中国科技发展多少年？长期以来对于科学家形象的宣传一直是生活简朴，忘寝废食搞科研的形象，以至于群众对于搞科研贫苦的生活产生惧怕，这个无疑是领导人对于科研工作者的偏见，是国家层面宣传的错误。

拜金主义盛行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整个社会浮躁的氛围。没错。中国的社会真的是过于浮躁，急功近利这四个字体现的淋淋尽致。长久以来只重视经济建设而忽略文化建设，等到这些年意识到的时候，众多恶劣的文化和习惯已经牢牢扎根，难以拔除。每年的十二月份，媒体就开始叫嚣清华北大无用论，质问为什么集全国之力也无法获得一个诺贝尔奖，仿佛中国发展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拿诺奖。社会各界遇到一个新的成果首先问的是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工科的科研成果尚能说一说用途，基础科学的成果恐怕几十年甚至永远不会有所谓的实际意义，不会转变成项目。如果真要谈用处，那么套用美国科学家威尔逊的名言来说，这些研究使得这个国家值得尊敬。

就算不考虑这些外行，所谓的内行教育部科技部中科院等，其拿论文数和项目数来作为对科研人员的要求，也显得格外的功利。即使是施一公颜宁，清华也提出了在一段长度的时间内发表一定数量一定等级的文章的要求，以至于前者自称现在才开始搞自己喜欢的研究，而笔者见过的中科院大数额科研启动资金招募人才时明确列出了5年内需要达到的各级论文指标。最近中科院的工资改革更是将研究院的工资和项目挂钩，这一做法直接将中科院定位为依靠项目挣钱的营利性单位，而很少项目的基础科学研究就更加没有地位。

笔者并不是否认金钱的价值，而是对于科研工作者地位的低下，生活的清苦而痛惜，本应是国家知识层次最高的一批人却过着贫苦的生活，相关的管理组织真的没有任何歉意么？

虽然把任何问题都归咎于体制是一种不负责任，不加思考的结果，但是。这个国家的一切均是在整个体制的基础上发展和衍生出来的，不从体制上变革，就真的无法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基础科学强大的国家才算是真正的科技强国，希望这一天不会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