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智慧
摘要：亚里士多德揭示了实践智慧最为深刻的内涵：实践智慧是关于实践或行为明智考虑的理性能力。但是，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这一意义上来探讨实践智慧的。实践智慧是服务于实践的，理论智慧是服务于理论的。与理论智慧相比，实践智慧具有三个特征：一、以改造世界为目的；二、更加关注特殊性和具体性；三、协调和处理相互矛盾的因素。把王阳明教授的良知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并不是偶然和随意的，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有着很多类似之处。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理论智慧 一、 实践智慧的涵义特征
实践智慧，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讲，就是关于实践的智慧。实践就是指的人类活动，就是指的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智慧就是一种知识，一种理性能力，常常被人们和“聪明”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使用了这个概念，指一种能够选择正确的手段来实现道德的目的，政治的目的的理性能力。道德的目的和政治的目的就是最高的“善”。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总是能够选择适当的手段，以适当的形式来实现“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人可以获得关于道德的知识，但是，这并不表明人就具有了道德。人必须还能够具有关于如何将道德的知识化为行为的能力，也就是能够有手段将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亚里士多德将那种仅仅谈论道德而不努力实践道德的人比作得病的人，“很认真地听医生所说的话，却不做医生所吩咐做的事。正如言谈不能改善就医者的身体状况一样，这样的哲学也不能改善灵魂。”因此，要实践道德，必须要具有实践智慧[1]士多德认为，善是人类最终极的追求，“所有的科学都在追求某种善，并对其不足之处加以充实，而把善自身摆在一边。”而只有德性，亦即道德才能实现这种善。“人的善就是合乎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现实活动。如若德性有多种，则须合乎那最美好、最完满的德性，而在整个一生中都须合乎德性，一只燕子造不成春天或一个白昼，一天或短时间的德性，不能给人带来至福或幸福。”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德性一定是一生坚持的，而一时的道德的行为是不能称为真正的德性的。因此，要想实现真正的德性，即在整个一生中坚持德性，就更加需要实践智慧。智慧是服务于实践的，理论智慧是服务于理论的。与理论智慧相比，实践智慧具有三个特征：（一）以改造世界为目的；(二)更加关注特殊性和具体性；(三)协调和处理相互矛盾的因素。
二、“实践智慧”概念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的位置。
“实践智慧”以及直接相关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许多着作中都有讨论，但较为集中的讨论是在其实践学科的几种着作和《灵魂论》中，其中《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大伦理学》讨论最充分，《论善与恶》中也有精彩之笔，尽管这后两篇着作被认为可能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亲作，而只能算成他这派的作品。不过，单从跟“实践智慧”有关的论述看，这些作品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故本文放到一起讨论。以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思想和灵魂学说入手来定位其“实践智慧”概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和“潜能—实现”说，任何事物都由形式和质料两方面构成，并且都有一个从潜能到实现的发展过程。对有生命的事物来说，其质料无疑是其躯体，其形式则是其灵魂。植物的灵魂是营养，动物的灵魂中除了营养外还有感觉欲望，而人的灵魂中除了营养、感觉欲望外还有思想。[2]人的德包括两方面：理智德性和伦理（道德）德性。理智德性包括理论智慧、理解和实践智
慧，道德德性包括慷慨与节制等。前者可以教育而成，后者只能在行为中养成。[3]理智的共同特性在于求真，其方式有五种：技艺、科学、实践智慧、理论智慧。显然，实践智慧就是实践领域的智慧，即同于理论领域的理论智慧。德性是人的灵魂中感觉欲望部分的良善，是狭义的人的行为所追求的目的；而整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则是生活的总体良，即生活得好、行为得好、德福双全，亦即幸福。对人而言，其可能实践地达致的最高目的就是幸福，幸福之上更无目的。神的幸福固然高于人的幸福，但这种幸福对于人来说最多只能在理论沉思中歆羡，而不能在实际生活中拥有。人的幸福是人所能获得的各种良善的总汇与和谐，这些良善既包括灵魂的良善（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也包括身体的良善（如健康、美丽）和外在的良善（如财富、朋友），还要有好运当头、神灵护佑。但这些因素中最能被我们自己把握住的、最应该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来达成的只有灵魂的良善，即德性。德性，实践智慧作为一种特殊的理智德性，其意义就在于为我们计虑达到每一具体目的的正确手段，并且这种计虑要以对生活的总体良善的周全考虑为坐标。如果只有伦理德性而没有实践智慧，则良善的目标就会因为缺乏正确的手段而无法实现；如果只有实践智慧而没有伦理德性，则有效的手段就可能被错误的目的所利用，而服务于错误目标的聪明才智并不配称为实践智慧，因为它跟人生的总体良善是背道而驰的。[4]性来说，实践智慧又不仅仅是依附性的，它还具有对于伦理德性的开显和整合功能。这类似于康德的知性范畴对感觉经验所起的作用，可表述为“伦理德性无实践智慧则盲，实践智慧无伦理德性则空。”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只有配合一致才可能为人生谋求到现实的幸福。城邦政治的意义和使命就在于为全体公民实现合于德性的幸福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5]《善与恶》中，对实践智慧概念有一个较在其他着作中更为完备的界说：“实践智慧在于深思熟虑，判断善恶以及生活中一切应选择或该避免的东西，很好地运用存在于我们之中的一切善的事物，正确地进行社会交往，洞察良机，机敏地使用言辞和行为，拥有一切有用的经验。记忆、经验和机敏，它们全都或源于实践智慧，或伴随着实践智慧。或者，其中的有些兴许是实践智慧的辅助性原因，例如经验和记忆，但另一些却是实践智慧的部分，譬如深思熟虑和机敏。”[6] 三、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的理由。
要领会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提出实践智慧概念，最关键的是弄清这个概念跟理论智慧的关系。据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对于智慧和明智并未加以区别，而是认为，凡是知道并且实行美好的事情，懂得什么是丑恶的事情而且加以谨慎防范的人，都是既智慧而又明智的人。”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通常被概括为“德性即知识”，但如果放到亚里士多德的框架中去解读，应该再加两句话：“明智即智慧”（实践智慧统一于理论智慧），“道德即理智”（伦理德性还原为理智德性）。把德性归结为普遍性的知识，意味着只用把握普遍性的理论智慧就能同时解决认识和实践两方面的问题。[7]亚里士多德主张“实践智慧”，所针对的就是这些困难。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根基性的区分应是神人之分。如果有普遍、不变和独立品质的存在那一定是属神的或者说分有了神性的。人的灵魂中用于把握这种“所是”的品质就是理论智慧，这种智慧是人的灵魂中的神性部分。人拥有这种神性的理智，仅仅是为了以沉思的方式去接近神、摹仿神，求取类神（相似于神）的幸福。也就是说，这种智慧是高贵的，但却是非实践的。人自身属于动变世界，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为的动变，指导行为去应对动变的世界以求取相对稳定的幸福，需要一种特殊的智慧，即实践智慧，这是一种纯粹人性的或属人的智慧。神的智慧是单纯的，而人的智慧则由神性成分和人性成分混合而成，故人的本性是一种混
合本性。用实践智慧处理好纷扰的人事，可以为理论智慧腾出闲暇，使其更好地去做通神的工作，所以，实践智慧又被比作理论智慧的管家。实践智慧所关涉的就是这种“凑在一起的东西”它的特长就在于根据每一个实践活动的具体情况协调各种凑在一起的因素。“善”的种类在实践上不可通约，就是说“善”在实践上具有异质性，这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学科的根本理论前提。[8]前提使得“相”论在伦理学中遭到瓦解，使得用理论智慧解决实践问题的思路发生塌陷，从而为人生的“实践智慧”之需提供了一个理由。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还有很多理由，但我以为上述理由是最重要的。
四、有关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概念的其他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还牵涉大量其他问题。这里暂列几种，供进一步讨论之用。第一，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只能是个别，知识只能是普遍。这应该是区分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学理原点，[9]他没有明确讲过。这是有待我们深入挖掘的。二，如果把分类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在实践方面就会走向彻底的个别主义，而在理论方面则以“作为是的是为主题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就难以成立。关于“是”的分类理论和普遍之“是”的学问之间的关系，西方学界长期聚讼纷纭，至今未有定论，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第三，实践智慧是一种针对个别性的智慧，这是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的，但主张实践智慧的学说却是普遍性的，如是，伦理学、政治学等实践学科与其主张的实践智慧之间是否存在悖论？进而，关于实践问题的理论研究对实践本身来说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有，意义又是什么？对此，尽管亚里士多德有论述，但道理远未讲清、讲透，需要我们接着往下讲。第四，按照今天流行的广义的实践概念，制作也是一种实践，其中也有智慧（即技艺），这种智慧跟实践智慧颇多相似之处，亚里士多德在讲实践智慧时也总是忘不了捎带讲讲制作的智慧，那么，这两种智慧究竟是什么关系？制作的智慧在一定条件下可否与实践智慧相整合？这也需要深究。第五，“实践智慧”问题牵连整个哲学史，从这个角度切入，整部哲学史都要改写，各家各派都要重新理解和评价。这更是一项大工程了。 第六，总起来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谓理论与实践（广义的实践）的关系问题。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著：《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2]亚里士多德著：《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北京. [3]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北京.
[4]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5]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北京.
[6]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94年，北京.
[7]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北京. [8]康德著：《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
作者简介：张言，女，（1987-），河北省石家庄市衡水人，现就读于河北经贸大学，2010级民商法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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