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语文的人文担当
摘 要：基于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的理性认知，基于对大学语文教学目的的个性分析，基于对当下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日益强化的学科专业教育走向的无奈体认，该文认为，应重新厘清并科学评估大学语文课的教学目的，理性赋予并积极挖掘大学语文的人文教化功能，使之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肩负起必要的文化担当。
关键词：高等教育 大众化 大学语文 文化担当
近些年来，关于大学语文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一直处于热烈的争论之中。有人誉之重如泰山，有人毁之轻如鸿毛，毁誉之间，大学语文现已发展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涉及学科范围最广、修习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门通识课。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是否高兴、是否欢迎，大学语文都以其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和通识价值理直气壮地站在高等教育的共同课前列，并以其强大的存在迫使我们进一步思考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大学语文如何获得新的发展。
其实，多年来围绕大学语文争论不休的话题也无非表现在三个方面：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定位、教学内容涵盖、教学方法措置。其中教学方法措置属于教育技术层面，属于方法论范畴；教学内容则统摄在目标定位之下，亦是教学方法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笔者看来，最终决定大学语文课程本质的因素应是其教学目标的准确定位。而就其目标定位之分歧而言，又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实用语文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二是人文素养的培育与提升。对此，我们倾向于后者。因为现实中的大学生最需要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语文能力的高低，而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急功近利的科学教育挤压下的人文教育的大面积滑坡，及其所导致的整个社会青少年群体人文素养的急剧缺失。①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人文缺位
高等教育大众化本来应该是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物质昌盛、精神文明的时代产物，是一个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而在现代中国，“跨越式”、“超常规”已经成为任何事业或事情想要取得突破性发展或进展的理所当然的技术选择，由此催生出来的“成果”、“结果”、“后果”甚至“恶果”一时间更让人眼花缭乱，难判是非，难断善恶，难以估量。平心而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的确有违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似乎就在一夜之间，在其成长土壤尚很贫瘠的时候，突然在1998年通过高考扩招的方式实现了。
这种“大跃进”式的扩招，顿时使大学校园人满为患。然而，就在许多负责任的大学教师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如何应对面前这“挤挤”一堂的学生的时候，“教育产业化”方针的提出暂时削弱了来自各方的善意质疑，却也彻底打乱了教书育人庄严与稳重的内在秩序。原本需要通过系统的知识架构、严谨的治学方法才能“修养”、“涵养”、“濡养”而培育成就的“人才”，霎时变成了流水线上可以批量生产的“产品”。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批量”、“批发”的“产品”恰似滔滔洪水，以一泻千里之势席卷并冲击着当代中国。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由此可见“树人”之事多么难以作为，多么重在作为，哪怕一点点不经心都可能埋下根基动摇的隐患。就在人们尚未从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物质实惠和精神喜悦中清醒过来的时候，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大学”及其“工厂变形”及其“批量生产”及其“流水线生产”般的人才培养模式就已经遭受到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广泛质疑；同时，由于在课程设置、教育内容、考核方法、评价标准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人文教育缺位以及学难致用，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不尽人意，高等教育正承载着社会、家庭、用人单位等各个层面对于各个教育阶段种种不良教育行为积压已久的深刻不满和强烈指责。时至今日，已经演变为习以为常的讽刺挖苦和嬉笑怒骂。这也充分表明，高层次人才培养离不开人文教育“细雨润物”般的无声滋养，高层次人才品质更少不了人文精神的厚重奠基与坚实支撑。
二、高等教育人才品质的人文呼唤
《大学生人文素质现状及其发展潜力研究》一文结合 “中国公民人文素质”数据库中对全国31个省份共计78所高等院校216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的具体数据，从基础性人文素质、发展性人文素质和延伸性人文素质三方面②对目前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现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从整体的分析结果来看，中国当下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现状并未像日常人们普遍感受到的那样令人不安。相反，无论是理论认知还是行为选择，大多数大学生都能作出向善、向上趋势的理性选择，尤其是在“发展性人文素质”和“延伸性人文素质”调查中，表现良好。但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在“基础性人文素质”这样源头性、基础性且较为低端的行为层面上，我们大学生的群体表现仍然存在着不容乐观亦多被社会诟病的现象。
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样的问卷调查中，有“相当部分大学生的内心想法与实际行动是不一致”③的，所以，不让座的大学生可能远远要高于“不让座”和“想让座但终于没让”简单之和的21%；“随手扔掉”和“趁别人不注意扔掉”垃圾的大学生可能也不止11.7%；民族自尊心不强的大学生也未必真的只有“干脆回答是”或保持“沉默”的8%；因“对执政者或者民风不满”及“无所谓”而态度消极、不想为国争光的大学生也可能不止44.3%。正是因为在许多大学生身上“确实存在一些道德缺陷”，因此，才引来社会对大学生基础性人文素质持有较多批判的言论。
通过本次人文素质调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具体的尤其是宏观的社会群体浅层次的生活形态中，关系到整体社会道德氛围是否健康的个体最重要的品质贡献，不是那些能够充分彰显个人价值的知识含量的多寡、审美趣味的雅俗以及发展潜力的大小，相反，恰恰是那些最微观、最具体、最细小的日常行为规范。事实上，离开日常行为规范这一道德奠基石，其他所谓“发展性人文素质”和“审美性人文素质”等高端人文素质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在高等教育人才评价体系中，人文素质一直站位稳固，但其现实表现却又常常成为其中的短板，为此，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人文教育的广泛实施及人文素质的深度提升，不仅仍然迫切，更是十分必要。
三、大学语文作为通识教育课的人文担当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中一门历史较为久远、辐射较为宽广的共同课，作为通识教育课程，大学语文对于强化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我们将“不能不以平心静气的态度来分析这些问题，也不能不以任重道远的气魄来承担这些问题”④ （P.96）。
首先，人文教育弱化的时代要求大学语文必须承担起学校终端人文教育的责任。众所周知，处于目前“音响发烧电脑热，正是文章火化时”⑤ （Ｐ.314）这样的母语存在状态中的大学生，已绝非当年匡先生首倡大学语文时所面对的那个求知若渴的特殊群体。相较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批因知识教育不足而表现为“语文实用能力”较弱的大学生，90年代末以来的大学生，则更严峻地表现为因人文素质教育缺失导致的“人文素养”匮乏。因此，就像青春一去不复返一样，作为学校语文教育终端的大学语文课，早已远离了实用性语文能力培养的重要阶段，它无论如何都无法再去承担和完成基础教育的使命，况且，远去的基础教育阶段及其永恒的奠基作用及其教育对象的单纯心境都不是任何其他教育阶段可以想当然地去弥补的。相反，大学通识教育的品质决定了大学语文课程的教育使命在于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与提升的文化担当。
其次，通识教育的课程性质要求大学语文必须认真思考并践行自己的教学目的。对此，近年来已论者攘攘，其中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的观点至今仍颇具启发。他说前苏联学生在初中阶段就“把语文解决了”，到了高中阶段已经开始学文学史了，而我们的学生到了大学还是一没有文学鉴赏能力，二没有思考能力，三没有表达能力。由此，孔庆东教授说，“学大学语文是非常有用的”，并且认为学大学语文最后至少要达到“两个自豪”的教学目的：一个是对中国文化的自豪；一个是对自己（语文）能力的自豪。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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