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研究之论评

百年来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研究之论评

【关键词】

百年佛学研究、敦煌学、敦煌写本、六祖坛经 【提要】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带给中国禅学研究一份新的素材，相关的讨论与研究也一直是近代禅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除此之外，从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现存的五种版本陆续发现的过程与研究中，正是契合百年来佛学研究走入「新式论文写作」与「客观学术论证」相结合的时代研究风潮，透过这项主题的研究，也可以略窥百年敦煌学中禅宗研究之缩影，亦是百年来佛学研究与敦煌学发展中交错的核心论题之一。

本文研究的方法与进路，主要是从敦煌写本《坛经》的研究范畴体系中，分别探讨文献版本、禅宗历史与禅学思想等多方面的考察，并且试从相关的文献资料里，勾勒百年来敦煌学中写本《六祖坛经》的研究历程与未来后续研究发展的蓝图。

【目录】

一、前言

二、百年来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研究范畴

(一)现存五种敦煌写本的发现过程及其处理方式的评议 (二)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研究范畴 三、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相关研究之论评

(一)文献版本与俗语俗字研究的敦煌学范围考察 (二)禅宗历史与真伪流传研究的宗教史范围考察 (三)禅学思想与诠释方法研究的思想史范围考察

四、结论──数字时代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研究发展方向

一、前言

1从1900年发现至今已经超过百年的历史，2在 敦煌学是百年来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 1

有关「敦煌学」一词的词源，王冀青曾指出是1925年12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自

行印刷的一本题为《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的小册子，首先揭示此一名词。陈寅恪（1890-1969）在1930年提出「敦煌学」一词，可以视为中国第一人提出这项专门学术名词的学者。详

相关研究石窟艺术、典籍文献与史地文化的三大领域中，涵盖的学术层面非常广泛，其中又以佛教主题的研究为核心大宗，在公元2000年前后国际学术界召开了多场「百年敦煌」主题的学术研讨会，3也集结了相关的研究出版发行，4可谓敦煌学研究百年历史纪元的开启。其中，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带给中国禅学研究一份新的素材，相关的讨论与研究也一直是近代禅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除此之外，从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现存的五种版本陆续发现的过程与研究中，正是契合百年来佛学研究走入「新式论文写作」与「客观学术论证」相结合的时代研究风潮，透过这项主题的研究，也可以略窥百年敦煌学中禅宗研究之缩影，亦是百年来佛学研究与敦煌学发展中交错的核心论题之一。

中国禅宗的发展，一直以《六祖坛经》为根本的圣典，这部经典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产物，也是一部在禅宗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一部经典，不仅在禅宗祖位传承上具备了「历史纪录」与「六祖地位」的双重认证，也记录了惠能身为六祖的「祖师语录」与「禅学思想」，甚至成为六祖惠能以后传承法脉的凭证。虽说如此，从惠能圆寂（公元713年）至今，将近1300年，其中各种版本的《六祖坛经》先后出现，文字或有出入，特别是约从七百年前元代僧人宗宝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校雠三种《坛经》异本，而成为宗宝本《坛经》，即是后来的明藏本，因此流行至今约七百年，这七百年间席卷天下，使得佛教的僧人信徒都视宗宝本《坛经》为「想当然尔」的「坛经版本」，深入印象，先入为主，故对近代敦煌本或敦博本《坛经》视之为错讹的「异本」。敦煌写本《坛经》的出现是历史中的一个异数，也开启了研究禅宗的另一个窗口，两相对照比较之下，即能看出早期的写本具有特殊的学术史意义，这对吾人还原《坛经》的原貌或是依此了解惠能的禅学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路径。可惜的是，早期发现的编号斯5475的敦煌本《坛经》，被中外佛教界学者多半视之为「恶本」而心怀鄙弃之意，许多精善的校订亦无法扭转学界或教界的既存印象，笔者从1979年即接触了宗宝本《坛经》，一直也抱持着相同的看法，直到笔者在就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博士班时，选修先师潘重规先生（1907-2003）在1995年开授的「敦煌学」这门课，老先生亲授其大作《敦煌坛经新书》，谆谆教诲，让笔者改变了原先的学术态度，同年9月笔者又收到杨曾文教授亲自寄赠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细细拜阅之后，发现敦博本实优于敦煌本《坛经》，后来又细察原文图版，竟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学术发现，开始从事相关的研究与论文写作。直到2002年开始发心以敦博本《坛经》为底本，细细参酌与校订其它版本的敦煌写本与诸家校本，到了今年2006年4月终于有了初步的成果，而成《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一书。5拙作完稿之后，回顾敦煌写本《坛经》从发现至今，国内外相关的学术研究、讨论与著作发表甚多，同时对于各种写本《坛经》的发现与相关研究，应有必要分类整理一下，同时以百年来佛学发展的宽幅视角，重新俯视相关研究的学术价值，以及将来后续研究的可能方向，此即为本文研究的学术动机与目标。

再者，任何一门现代学科的建立，都有赖于「范畴」（category）的提出，也就是建立

见王冀青：〈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总第38期），页110-132。 2 在2000年7月6日由文化部、甘肃省人民政府、国家文物局主办的「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由孙家正主持，请国家领导人出席并讲话，邀请国内敦煌学界、文物界、社科界、新闻界等有关方面约300人参加。还以「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一百年」为主题，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敦煌艺术大展」、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陈列展」与甘肃省博物馆「敦煌藏经发现百年特别展」等系列活动。

3 相关于敦煌学的学术研讨会召开十分繁密，若以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而由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的「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讨会」最有特色，这是2000年7月29日至8月3日在敦煌市莫高窟隆重召开的学术会议，象征意义十分浓厚。此次会议的论文由敦煌研究院编辑的《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讨会文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专书，已由甘肃民族出版社于2003年9月出版。

4 相关「百年敦煌」为主题的研究出版，可以《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系列丛书为代表，这套为纪念敦煌研究百年的文库丛书，收集了自藏经洞发现以来关于敦煌学研究的各类研究论文，分为13个专题。 5 详见拙作（黄连忠）：《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5月初版。

了研究的分类与论题讨论的核心，透过各项范畴的建立与讨论，即能成立一门独立的学问。因此，在禅宗史考证与敦煌写本《坛经》校订的研究之外，许多相关的哲学范畴的理解与分类，可以洞悉百年来敦煌写本《坛经》研究的义理规模。笔者依据相关资料，初步拟出一组研究敦煌写本《坛经》的范畴，分别是文献版本、禅宗历史与禅学思想等多方面的考察，6此亦为本文研究的方法与进路。

二、百年来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研究范畴

(一)现存五种敦煌写本的发现过程及其处理方式的评议

1900年6月22日（农历5月26日）王圆箓开启了今编号为莫高第17窟的藏经洞，也正式开启了跨越千年时空历史封存的敦煌写本等文献，随后十余年间遭遇外人以各种诈骗、窃夺与购买等手法，致使我国国宝散落他国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其中，第一份被发现的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是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由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1916年赴英时所发现，学界将其定名为敦煌本《六祖坛经》或敦斯本《六祖坛经》，原编号「斯377」，现编号为「斯5475」（S5475），这也是举世公认并熟知的第一个敦煌写本的《坛经》。这份写本的发现，主要是在1916年与1922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1879-1939）两度远赴英国伦敦调查及拍摄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佛教文献，后来在1928年矢吹庆辉将敦煌本《坛经》校写收编到出版的《大正藏》第48卷内，首度刊行了敦煌本《坛经》的录文。矢吹庆辉又于1930年将图版发表于《鸣沙余韵》，国际佛学界从此展开一连串对敦煌本《六祖坛经》的相关研究。由于这个版本在近八十年前的日本刊行，国际佛学界关注及研究者甚多，7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矢吹庆辉发现此本之后处理的方式，他首先选择了「校写」的形式，这是第二手的处理，并不能够满足佛教学者与教界的理想需求，隔了两年则将图版发表在《鸣沙余韵》中，这则是十分具备关键性的创意与贡献，这也代表着敦煌本《坛经》正式的出现于世，这离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以来，足足晚了30年。后来，铃木大拙（1870-1966）对此写本进行研究，在1934年刊行校订本的《敦煌出土六祖坛经》（森江书店版），全书分为五十七节（折），皆加标点与撰文加以解说。8胡适在1927年回国路过日本东京时，即知矢吹庆辉已经得到敦煌本《坛经》的复印件，并在其《神会和尚遗集》序言中，一句话点出其学术价值的重要性：「这

9在1930年4月1日的这篇序言中，也是禅宗史最重要的材料。」胡适也提到矢吹庆辉将《鸣

沙余韵》寄赠给他的事情，同时也得到「又承Dr. Giles代影印伦敦原本」的纪录，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看到敦煌本《坛经》的原文图版。10此后，到了50与60年代学术界曾经掀起一场关于胡适与钱穆等人对于《坛经》考证或是论证的风潮，但是对于写本《坛经》的研究并没有重大的突破。到了80年代开始，拜科技信息发达迅速之便，《坛经》随着各种敦煌 6

笔者浅见以为可套用《大乘起信论》中「体、相、用」的范畴模式，其中「文献版本」是为「本体」，「禅宗历史」是为「相貌」，「禅学思想」是为「作用」。因为文献版本是讨论的素材，故可视为「本体」；禅宗历史的发展是存在轨迹，故可视为「相貌」，禅学思想的发明与研讨，具备读者创新诠释的意义，故可视为「作用」。

7 近八十年来的《坛经》研究，就是环绕着敦煌本《坛经》为中心，开展一系列对版本、惠能思想、敦煌禅籍……等相关问题之研究，可谓成果丰硕。在敦博本《坛经》正式公布以前，相关于《坛经》的研究也有六十年以上的历史，其中多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如宇井伯寿、关口真大、田中良昭、柳田圣山、胡适、吕澄、印顺、郭朋、潘师重规、周绍良与杨曾文等人。 8 见杨曾文：〈禅宗文献研究在日本〉，笔者所见是收录在蓝吉富主编的《禅宗全书》第37册，页217。 9 胡适为当时发现的敦煌本《坛经》一句话确定其学术的价值，这是学者的眼光，也点出了日后研究的目标。见胡适：《神会和尚遗集》序言，《神会和尚遗集》，胡适纪念馆1982年11月3版，页3。

10 然而，从1930年至今，已经超过70年的时间，相关的研究非常多，可是佛教学界与宗教界似乎仍在观望敦煌写本《坛经》，并未重视其应有的地位。关于此点，周绍良曾经在《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的「整理说明」中感慨的说：「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出现了唐五代写本《坛经》，这是一桩重要发现。但经过七八十年，始终没有人对之加以认定，一直把它放在疑似之问，原因是没有人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见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整理说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