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抒情诗中的自然情结及其精神生态学意义
海德格尔曾这样解释人类的栖居：“如果我们把这多重之间称作世界，那么世界就是人居住的家……作为人居于世界之家这一尺度而言，人应该响应这种感召：为神建造一个家，为了自己建造一个栖居之所”。在他看来，只有诗的语言才能解读万物的神性。如果万物真的有灵，那么最先存在的、最具有灵气的世界，应该是自然;而对自然唯美而诗意的书写，在普希金的笔下，是向“存在”的探索，更是向精神世界的探求，是精神生态学意义上的回归。
一.自然意象与逃离情结
自然与优雅的完美合一，是普希金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很多具有诗性气质的人，往往在血液深处流淌着对乡村的向往和对自然的执着。
皇村中学、高加索、克里米亚、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三山村和波尔金诺村……纵观普希金的一生，除却都市的繁华与喧嚣，乡村世界亦在他的生命史上占据了绝大的篇幅。世事乱耳，案牍劳形，一旦脱离开宏大的命题与深远意义上的书写，普希金身上的回归自然的诗性气质立刻汹涌而出。他在许多诗篇中表达了对自然的渴念和追求，如《皇村记忆》： 沉郁的夜的帷幕 悬挂在轻睡的天穹;
山谷和丛林安息在无言的静穆里，远远的树丛堕入雾中。 隐隐听到溪水，潺潺地流进了林荫; 轻轻呼吸的，是叶子上沉睡的微风; 而幽寂的月亮，象是庄严的天鹅 在银白的云朵间游泳。”
普希金对自然事物的描绘，经常充满了神秘而天真的想象。他笔下的高山、泉水乃至寒风，总是以拟人化的姿态来呈现，拥有人的感官和情感;他以通感的手法来表现声音、色彩、味觉，又使这些本是普通的人间事物出人意料的在云端、天国登场，使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富有灵性。只有对自然有着狂热而深沉的眷恋的笔，才能将万物如此深刻而唯美地呈现。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普希金对自然的歌颂，不是一种单纯的向往和普遍意义上的赞美。在普希金的人生历程当中，关于“都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斗争从未消弭。普希金的童年时期，他的乡下保姆为他讲述的童话故事，使年幼的普希金第一次感受到了城市与家庭之外的自然魅力;在皇村中学求学期间，诗歌与大自然是他逃离学校严格管制的工具;而在他成年，进入都市的政坛之后，他游离的自然情结和自由气质，毫无意外的使他受到了官场的倾轧和迫害;流放高加索，是他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一个重要契机。“对普希金来说， 南方的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刚好成为他释放和吐纳悲郁的天地， 让他疲惫的身心、焦躁的心情得到了久违的抚慰。”[1]
自然使他的情感得到憩息，但更是他对抗现实世界的一种工具，他对于自然的讴歌，是他反抗强权与质疑都市世界的方式。普希金天生就是一个追求自由的战士，他质疑都市社会，厌恶浮夸与虚伪，因此他不可能真正的隐匿自身，在自然的包围之下沉默不语，抛却文明社会的责任。但是，现实的黑暗又使他感到痛苦，于是对自由和自然的讴歌成为他精神的乌托邦，他描绘了一个个和谐的田园，以此作为精神休憩的园地与世人的灵魂居所。所以，只有在诗歌当中，他才能片刻逃离。“逃离情结”频频出现在他的抒情诗歌中，如《该走了，亲爱的》： 该走了，亲爱的，该走了，心儿要求宁静， ……
我这疲乏不堪的奴隶，早想远走高飞， 到远方隐居，在写作和安乐中憩息。
离别，告辞，飞走等是普希金的“分离情绪”和“逃离”的意念，并非是他对生命的失望和逃避，而是对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的回归。他厌恶都市世界的倾轧和暴力，于是在唯美的抒情诗中反复表达离开的情结。 二.向精神生态的回归
普希金在对俄罗斯城市文明和官场倾轧的失望之下，数度在抒情诗中表露了向乡村世界逃离的愿望，但这种逃离，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是对外部的自然世界的向往，而应该深入到精神层面上。
纵观世界思想史，对于人“精神”的含义的讨论从未停止。卢梭在《爱弥儿》当中，他明确指出了“自然人”与“文明人”的区别，盛赞自然状态下的“原始人：拥有的天真、质朴、纯洁的品质。中国先秦《庄子》中“精神，天只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将精神与肉体二元对立，却把精神看做承天而生的“道”一般自由而高贵的存在。西方狄尔泰等人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理性性质进行驳斥，指出生命哲学是对“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反思，逐渐将非理性的东西纳入到精神的研究范围当中。弗洛伊德和荣格将人的精神划归于原始欲望的萌动，再一次肯定了精神的原初性和自然性。
根据鲁枢元的论著，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生态学也可以进行三个层面的划分：”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2]
精神生态是对人的自然、自由、自足的原初的精神世界的一种阐释，在人类的灵魂层面构成一种自在自足的生态范围。精神生态学“研究作为精神性的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因此，精神生态指向的是人的精神与自然生态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原始的自然环境对人的作用。“所以， 可以说现在
的生态文艺学， 是一种从生态学的宏观视野出发， 研究文艺与宇宙生态系统关系”。所以，这里的精神生态，一个方面是指人的精神世界本身的自足，另一方面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一种文学领域的“复魅”。 生态文艺学是在工业文明冲击下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怀疑中产生的，但十九世纪初期的普希金，在对都市文明的怀疑与叛逆当中，已经表现出了向自然世界与精神生态回归的意向。它的精神缘由，与生态文艺与精神生态学的诞生，原本是异曲同工――对政治文明、都市文明的怀疑因此产生了向乡村文明的逃离意向，在对自然美的歌颂当中，得到心灵的释放和精神世界的完满。 三.回归的意义
由此看来，普希金诗歌的逃离情结和自然意象，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对外部自然世界的追求。它有着更加独特的审美意蕴和精神意义。
首先，在精神生态学意义上，它体现了十九世纪都市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回归，是人的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交流与共鸣的佐证。在高加索流放的过程中，广阔的自然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他在城市所受的伤害，一场无妄之灾本应孤独，所幸他寻觅到了最佳的灵魂伴侣。他在与自己弟弟的信件当中明确表示，高加索“疗养了自己的身体，也抚慰了受伤的心灵”。于是在与自然的交流当中，他粉碎了束缚思想的锁链，在与自然的对话当中走向了灵魂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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