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历史小说“虚实相生”的重要性 ——以《三国演义》为例
摘要：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进行艺术创作的小说。它是以历史科学为经，以文学艺术为纬的有机融合体，它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追求更高层面的文学真实。历史小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羽翼信史”“虚实相生”“传奇贵幻”“羽翼信史的回眸”。纵观历史小说的发展概貌，“虚实相生”是其走向成熟与繁荣的内在动力。《三国演义》就是运用“虚实相生”艺术手法，创作出的历史小说程碑式的作品。历史小说在遵循“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创作原则下，通过揣摩、想象、虚构等艺术手法，使历史小说的历史知识的普及性与小说的审美娱乐性得到高度统一。历史小说的虚构必须要符合历史小说的思想倾向性和人物性格的统一性，要符合生活的情理真实，需要突出审美娱乐性等原则。虚构的方法主要有：虚构典型的人物性格，虚实生动的情节，虚构经典的细节，虚构典型的景物等。由此可以说，对“虚实相生”的研究，是促使我们不断探寻历史小说的历史意蕴和审美趣味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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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小说 虚实相生 历史真实 文学真实 想象
虚构
中国历史小说源远流长，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史学蓬勃发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史学蓬勃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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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叙事艺术的成熟，而纪录古籍未曾记载之事，“稗史”、“正史之余”，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小说的出生之地。一般来说，历史小说就是以历史事件（如《三国演义》）或历史人物（如《李自成》）或历史社会形态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小说。它是历史科学和文学艺术的有机结合。历史小说既能提供丰富的历史知识，又能满足人们的审美娱乐需要。追寻历史小说的发展演变的轨迹，大致经历了 “羽翼信史而不违”、“虚实相生”、“传奇贵幻”再到“羽翼信史”回眸等几个大的过程。“羽翼信史”是指崇实，“羽翼”即辅佐的意思，其强调作品的故事内容应当遵从正史，与真实的历史不相违背。“羽翼信史”观使得作品过分依靠正史，从而使小说失去了审美趣味，混淆了小说与史书的差别。“传奇贵幻”是指虚构。历史上本来没有这件事，也没有此情，而是由作者虚构杜撰的。“传奇贵幻”虽然没有依傍正史，然而过度地天马行空般虚构，却又忽略了历史小说题材的客观严肃性。“虚实相生”即是指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兼顾虚与实，既遵循历史的主体脉络，又进行合理的想象与虚构。
考察历史小说的创作过程，一直存在着看重史实考评，还是推崇人性表现的争议。从历史小说的发展源头看，史学的“崇实”意识催生了“羽翼信史”观，艺术的“尚虚”理念发展了“传奇贵幻”论。就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来说，无论是“羽翼信史”，还是“传奇贵幻”，都有失偏颇，均不利于历史小说的发展。正如金丰在《说岳全传·序》中所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忠实，则失于平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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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以动一时之听。”例如，明代的于华玉反对熊大木编纂脱离了封建正史，虚构情节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因此他编《按鉴通俗演义精忠传》时尽除虚构，一一遵从正史，这样编纂出的岳传便丧失了小说的趣味,成为了史传的复刻。深究原因这是“羽翼信史”观，使其忽略了小说创作主体的主观灵动性，过分强调依傍正史，混淆了历史小说和历史的差异，抹杀了小说的审美娱乐功能。
“传奇贵幻”是指虚构，历史小说是允许虚构人物的，但是重要人物不可以虚构，重要的历史事实更不能虚构。《李自成》的作者为了突出农民革命的正义性、合理性，不惜以歪曲历史事实为代价，是极不可取的。如在小说中张献忠由现实的变态杀人狂，被歪曲写成了一个十足豪迈的英雄，唯一的缺点就是被人挑唆加害李自成。而在历史事实中张献忠却对蜀地的百姓犯下了不可饶恕种族灭绝的滔天罪行。这种曲解历史是非黑白的杜撰和虚构是不应该的，它容易误导小说读者对历史事实的看法和解读。而且作品中，部分具体细节作者也是完全是通过想象虚构的。例如：李闯王与下属同甘共苦的生活场景，就格外令人啼笑皆非：为了典型化处理李自成的艰苦朴素，完美的歌颂闯王的待客厚道，在描写二人的这顿顿早饭时，特意让他们的早餐有天壤之别，牛金星的早餐是白面馍馍和鲜鸡汤，而李自成吃到的却是红薯叶做成的糊糊和一小碟辣椒玉米面窝头。如果不了解历史知识，读了这段细节描写人们肯定会认为闯王很是节俭，对他赞美有加。然而却不知闯王的这一顿早餐在当时就连崇祯皇帝都望尘莫及！因为那时候这些农作物根本还没有引入我国，红薯还生长在原产地菲律宾，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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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和玉米也还挂在在更为遥远的墨西哥高原的枝头上。围绕这些食物虚构的情节对中国人来说都还是子虚乌有的事，作者却挥笔乱侃，岂不贻笑大方？这种为了突出正面人物的高大全，而不顾历史事实的蓄意捏造，有时难免荒唐至极。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本着虚实相生的原则去创作历史小说，该实则实该虚则虚，作家的文学才情才能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碰撞出文学艺术的火花，历史小说才能在保持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辩证统一的基础上，走向成熟，走向繁荣。这正如黑格尔所说：“我们固然大体上正确，但是不应剥夺艺术家徘徊于虚构与真实间的权力［1］”。张无咎在《北宋三遂平妖传叙》中指出：“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不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资齿牙，不可动肝肺。《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势不得幻，非才不能幻［2］”张无咎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真”与“幻”的结合。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正是秉承这一理念开出的文学奇葩。要想深刻解读“虚实相生”在中国历史小说中的艺术张力，我们可以从“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比较切入。
一、“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比较
艺术创作的源泉是“生活的真实”。“凡是历史上出现过和现实中存在的一切事物与现象，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必然的与偶然的??都是生活的真实”。［3］历史小说中的“历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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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指主要历史事实的内容和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应该符合历史真相，它是历史上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情，应当尚实求真，力求再现历史生活的原貌。故而历史小说的历史真实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1>历史小说要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2>历史小说还要显现史料真实与细节真实。
“文学真实”贵虚探美，追求合理的想象和虚构，通过“艺术虚构”的形态实现对“历史真实”的再度把握，是对“艺术真实”的本真追求。历史小说中的文学真实，是指小说家将真实的历史事件，通过诸多的艺术创作手法，塑造出英雄人物或典型人物，使历史小说的结构性、逻辑性、思想性更趋完美的创作过程。所谓“文学真实”是指作者在文学创作的情境中，通过自身的主观感知并借助虚实结合的诗意创造，从而在本质上完成对历史现象、社会生活的内蕴，特别是对那些规律性内容的完美把握的过程。所以说文学真实必然要依赖于生活真实的肥沃土壤，但它不可能等同于生活真实，因为文学真实所到达的高度不是生活真实的局部真实高度，而是通过艺术综合概括所反映出的生活整体的本质的艺术高度。
“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是构成历史小说的两个基本元素，它们并不互相排斥与对抗，而是相互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巴尔扎克曾说：“艺术的任务不在于摹写自然，而在于表现自然??我们必须抓住事物的精神和全部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说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无缝衔接完美融合，是成就典范的不二法门。“七实三虚”的《三国演义》正是这方面的杰出作品。《三国演义》从叙事结构到主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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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历史小说“虚实相生”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