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隽鸿飞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做出的新阐释。对两种生产理论的理解，不能简单地把它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进行比较，而是必须将其置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中，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其全部的内涵。

一、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

两种生产理论虽然是马克思提出的，但是它的最终完成却是由恩格斯阐释的。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对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了系统的阐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当前对两种生产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是建立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内的。也正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才形成了有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两种生产理论肯定了人自身的生产在原始社会的决定作用，从而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同时，由于恩格斯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自身的生产的主导作用又会让位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从而就形成了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二元论解释，因而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经济决定论——的否定。另一种观点认为，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和重要的发展。因为，马克思在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时，由于资料的限制，始终没有触及到史前人类社会，更没有揭示出史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两种生产理论正是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这一不足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近些年来，随着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究的深入，又有人提出了历史发展动力的多元论的观点，即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多元动力的不同的方面。 上述诸种理解存在的根本问题在于，把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对立起来，认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形式的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其中的一种，从而造成了两种生产理论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之间的对立，进而也就导致了理解上的另一个难题，即人自身生产的决定作用是在什么时候、如何让位于物质资料生产的决定作用的。尽管多元论的解释试图调和这一矛盾，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它只不过是把两种不同的历史发展动力理论之间的矛盾，变为同一历史动力理论内部不同方面、因素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对两种生产理论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历史哲学本身，在整个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体系之中对两种生产理论进行全新的阐释。

二、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的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人通过自身的实践创造性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无论是人自身的生产还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是统一的，统一于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之中。只有从历史是人的现实地生成过程这一视角，才能将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阐述统一起来，真正阐明两种生产理论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人类历史的前提时就曾明确地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劳动）、人自身的生产（通过家庭、性关系）和由此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并不是人类历史活动中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而是同一历史活动中的“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

上起着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也就是说，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同一人类历史活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作为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共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作用。

首先，就物质资料的生产而言，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满足最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其二，是由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满足而产生的新的需要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这种物质资料的生产本身也就是人自身的生产：它不但再生产人的自然生命，而且现实地创造着人的精神世界，使人作为一个全面的、现实的人而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4页）

其次，就人自身的生产而言，它的含义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消费，即通过对物质产品的消费，使人的体力和智力得以恢复，从而维持人的生命的存在；另一方面是指他人生命的生产。马克思说，“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页）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但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对于两种生产理论的现有理解中，几乎都是把这种生产视为单纯的人类种的繁衍，并没有揭示出他人生命的生产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实质上，他人生命的生产不仅仅是生产人类的生命个体，更重要的是使人作为一个现实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再生产出人的全面的社会关系，从而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因此，这种生产只能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之中才能完成。对人自身的再生产的现有理解恰恰是因为不懂得这一点，才把人的再生产单纯地理解为人类种的繁衍。 既然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统一的，二者共同构成了人自身的存在方式，那么就必须把两种生产理论置于人自身发展的进程中进行研究。而马克思关于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则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框架内，我们才能真正把两种生产理论统一起来，对其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进行全面的阐释。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人还生活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之中，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如果说，个人劳动的客观条件是作为属于他所有的东西而成为前提，那么，在主观方面个人本身作为某一公社的成员就成为前提，他以公社为媒介才发生对土地的关系。他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要以他作为成员的身分为媒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3-484页）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依赖于人自身的生产，依赖于人的社会关系。

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人类社会的生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一方面，人类实践活动的创造性不断地改造人自身，造成新的需要，并促使人去满足这种新的需要，从而推动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和人的新的特性的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断地扩大，由家庭关系转向全面的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分工也发展起来。一方面，随着分工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页）另一方面，“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力量”（同上，第39页），从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物的依赖状态下人的独立性。

在这一阶段，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解体，人获得了个体的独立。也正因如此，个体生命的生产被从整个社会生产中分裂出来，成为私人的事情；与此同时，在社会的生产中“物”取得了全面的统治。而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关系。因此，在这一时期，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社会中生产中取得了主导的地位，表现为社会生产中人的绝对的丧失。所以马克思说：“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个人是

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3页）但是，这只是其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决不是人的依赖关系的消除，它们只是使这种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因此可以说，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创造出全面的丰富的人的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是以一种异化的形式与人相对立。因此，在物的依赖状态下物质资料的生产，不但为人类自身的发展、为超越人类自身生存的异化状态创造现实的物质条件，而且正是在这种生产中，人之存在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才得以生成。因为在这种以物为中心的生产中，同样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上册，第392页）

正是以物的依赖状态下所形成的发达的生产力和全面的交往关系为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才能进入到共产主义阶段。 “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都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一方面，我在自己的生产中物化了自己的个性和个性的特点，从而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人的本质；另一方面，在他人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既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又创造了与他人人的本质需要相符合的物品。从而确证了自己和另一个人的人的本质，反之，从他人的角度来说，情况同样如此。因此，在这种物质生产中，自己生命的生产与他人生命的生产是统一的，而那种单纯的人类种的繁衍，只有与上述的生产活动相联系，才能具有人的生产的意义。

三、两种生产理论的当代意义

从人自身发展三阶段理论出发，把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统一起来，对于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的动力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历史动力问题的传统理解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以及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阶级斗争。这种理解模式过多地从经济的视角考察生产力，从而排除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使其无法解决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其一，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现代社会的发展表明，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是其中的主导性因素。无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所赖以实现的新机器的发明和创造，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所依赖的现代化的自动化生产线，都是建立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生产力的这两次质的飞跃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抛开科学技术去谈生产力，实质上是舍本逐末，根本无法说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

其二，管理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现代化的生产系统只是为新的生产力的实现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物质基础，而这一生产力的真正实现只有通过人的现实活动才能真正地完成。因而，管理、特别是对生产过程中人的活动的管理就成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正因如此，由泰罗实现的管理学的革命才带来了社会生产的巨大发展。而这一点是传统的生产力理论所不能包含的。

其三，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生存问题。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所产生的巨大的生产力在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的同时，也日益使人的生存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这主要表现在：（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在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却日益恶化，不但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且直接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2）人的异化的普遍化。在现代社会，人表面上是自由的，实际上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均受到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技术理性等无形的异己力量的统治。其结果就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