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海鹏研究员主编，多位近代史研究的一线学人参与的《中国近代通史》新近问世，《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希望以笔谈形式有所评议。 鸿篇巨制，不敢妄加褒贬，仅就该书以通史标名断代，略论如何以通史的眼光来研治、撰写和阅读近代史，或许有助于理解编撰者的苦心孤诣，方便读者的解读与裁量。 史学为综合的学问，因此，通历来是学人追求的至高境界。 即使晚近流行分科治学，有识之士的最终目的仍在求通，分乃不得已的无可奈何或是走向通的必由之路。 或以为近代欧洲学问着重分析，固然，但就史学而论，仍以整体为高明。 布罗代尔时代的年鉴学派，整体史的格局凸显。 而后布罗代尔时代五花八门的新史学，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整体史被肢解的遁词。 尽管通史为史家的理想追求，但要达到通的境界，谈何容易。 其主要困难，即在博通与专精之间的平衡协调。 以后来学问的标准，晚清只有教科书层面的通，那真是用外国框架条理本国材料，甚至是直接翻译外国人编写的教科书。 进入民国，在疑古辨伪和史料考据风行之后，通史之学的呼声日渐高涨，以显示对于学问日益支离破碎的不满，并导致一些学人有志于撰写通史，突出者如吕思勉、张荫麟、钱穆等。 另外，所谓史观派学人也急于用通史来表达其主张并进而影响社会。 教科书与通史，在时空两面似已具备通的形式。 可是能否真正融会贯通，提纲挈领，条贯各个时段层面的史事没有窒碍，而不以主观裁剪史实，强史料以就我，争议不小。 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出版之初各方面均有所不满，便是显例。 近代史本为断代，可
是若无通的把握，难以贯通而无晦涩。 中国近代史的通，又有难于古代史之处，即不仅须贯通古今，沟通中外的方面愈加重要。 周予同认为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在现在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记》；……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而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 其实，中国固有的通史，须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本不分科，包罗万有，也涵盖了后一种的通。 通要兼顾纵横两面，即钱穆所说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对于学人的见识功力，无疑是极大的考验。 周予同所说，主要还是着眼于形式的通。 近代中国经历所谓千古未有的大变局，社会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之下，观念制度，精神行为全然改观。 其变化由古而今，自外而内，知识与制度两面均须博通古今中外，才能理解把握。 而晚近史料繁多，连主张搜集史料竭泽而渔的陈垣也不得不承认史料愈近愈繁。 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 如此搜集，颇不容易。 于是提出缩短战线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 且既认定门类，搜集材料亦较易。 分门别类适宜专题研究，而不能化解兼通的难题，而且分科治学之下，学人的眼界日趋狭隘，没有成竹在胸，难免盲人摸象，无法庖丁解牛。 近代史虽然已是
断代，还是不得不进一步细分化，时间上分段，空间上分类，形同断代中的断代，专史中的专门。 纵横两面，逐渐相互隔膜，所谓占领制高点的专家之学，渐成割据分封，而占山为王与落草为寇并无二致。 此外，分科要由专题而专门而兼通，缓不济急，难以应付社会的迫切需求。 于是又有集众的主张，欲以分工合作的办法，弥补个人能力有限的不足，加快通史纂修的步伐。 无论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存在怎样的误读错解，撰写历史还是被视为创造历史的要津。 随着政治上的天翻地覆，重构历史显得极为重要而迫切。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设立，目的即在编撰新的通史，而首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更加凸显晚近历史的认知与历史教育之于新政权的极端重要。 早在建国之初的1949年10月，就有学人提出建设新史学的具体表现便是新的通史、新的断代史和新专史的写定，创作一部新的通史是目前首要的任务，并且建议在科学院设立专门的史学研究机构负责此事。 近代史研究所便是科学院最早成立的研究单位。 有此背景和初衷，主持近代史所的历代掌门，都有挥之不去的通史情结，并且持续不断地为之努力。 用通史的底蕴与见识研治中国近代史，无疑相当高明同时也是高难。 以机构得集众之便，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终于可以汇聚联贯，结成10卷本的硕果。 窃以为近代史求通，未必在于卷帙浩繁，尤其不能如顾颉刚等人所批评的，简单条列史实，缺乏见解，甚至彼此抄袭，千篇一律，但首先应该详实，在大量史事得到征实并进而比较联贯的前提下，由详而略，才有可能贯通无碍。 在此基础上，还
中国近代通史-以通史的眼光撰写和阅读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