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末俄国汉学的崛起与汉字研究
摘要：18－19世纪末俄国汉学在起步、发展乃至走向成熟的进程中，汉字的研究发挥了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俄国对汉字的关注和解读从未追随西欧“欧洲中心论”出发的汉字观，而是从本国利益的现实角度出发，在利用西方成果的同时秉持文化“对话”式的心态，在其独特的汉学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己汉语汉字研究的特点，推动了俄国汉学的崛起，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俄两国平等文化交流的开展。
关键词：俄国；汉学史；汉字研究；中俄文化交流史
俄罗斯与中国原本并不接壤，1240－1380年蒙古的入侵和长期统治，使得中俄有了初识的机缘，而俄罗斯16－17世纪末马不停蹄的扩张，也最终使中国进入俄罗斯的视野。由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奋勇抵抗，俄国不得不暂停扩张的步伐，认真审视中国。而其首要任务就是掌握中国的语言。然而学习汉语对西方人来讲并不仅仅意味着学习一门普通的“外国语”。汉语作为另一个独立文明中心的语言代表，完全不同于印欧语系的语言，西方对它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其面对另一种文化时的心态和解读方式，从而引发不同文化相遇时能否真正交流以及如何交流的问题，而俄罗斯力
图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
一、中俄商路打通与俄国汉语学习的缘起
17世纪初，英国正积极谋求对华陆路贸易的可能性，为此多次向已将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版图的俄罗斯政府征求过境许可。俄国人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决定自己掌握与中国贸易的主动权，借以提升在欧洲的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首先由地方政府于1618年向中国派出了探路团队即彼特林使团。虽然彼特林使团一行并未能见到大明万历皇帝，但是却带回了一张中国地图以及万历皇帝的国书。如果这封国书属实，这将是现今有史可查的俄罗斯上层社会首次面对中国的汉字。此外，1641－1642年哥萨克韦尔什宁
(E.Bepmaarm)随同土尔扈特商队经过我国新疆地区到达西宁，他也带回了一封大明思宗皇帝的国书。由于当时的俄政府找不到能够翻译中文的人，这两封国书长期被束之高阁，直到1675年才由俄罗斯另一抵京使节斯帕法里(H.τ.Cnaqbapии，1625－1708)设法请人译出。可见语言不通是两国关系长期难以发展的直接原因。甚至由于俄国汉文原件的丢失以及在我国文献档案中查不到相应文件和确切记载，这两份文件本身的真实性还受到研究者的质疑，成为历史上的“悬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语言障碍对两国正式交往所造成的
影响。
然而俄罗斯不会放弃在东方潜伏的巨大商机。随着历史机遇的出现，俄罗斯最终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采取和平外交途径合法长期进驻北京，达成深入探察中国的目的。1685－1686年两次雅克萨战争后，清政府收纳了一部分俄国战俘、投诚的俄国士兵及其家属。这批人自愿被送至北京，受到康熙帝的优待，甚至还默许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礼拜堂。清政府尊重这些俄国人的宗教信仰并允许他们拥有教堂的消息传到俄国，立即引起沙皇彼得一世的重视。当时的俄国正面临北方强邻瑞典的挑战，还要与奥斯曼帝国周旋，国内又在实行大规模的改革，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这“使他自然而然地重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流域广袤而富饶的土地，重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居民，以及同大宗毛皮进口国――中国的贸易”。于是彼得一世多次想办法与北京的东正教徒取得联系，并竭力保住北京东正教堂这个窗口以寻找机会打开局面。例如每次俄国商队来华，都有传教士随行以加强和北京东正教徒的联系；1702年3月沙俄还以北京的传教士列昂节夫(M.лeoHTbeB，?－1712)年迈为由公开要求更换北京的传教士，但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许可。1715年俄国以允许清廷使团过境前往土尔扈特部为交换条件促成俄国商队及第一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被派往北京。而另一方面，沙俄的多次遣使以及中俄边界纠纷也同样令康熙皇帝关注
18-19世纪末俄国汉学的崛起与汉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