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评儒林外史 单一评点范进中举的极少 晚清《儒林外史》的文人评点群体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清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对文人生活丝丝入扣的描写，极其浓郁的南方地域色彩，使得小说甫一问世，就在江南地区引起极大反响，受到文士们普遍的欢迎，尤其是在晚清同光年间，对《儒林外史》的评点更是达到高潮。在1885年上海宝文阁刊本“天目山樵戏笔”《〈儒林外史〉新评》的序言中，著名小说评点家黄小田之子黄安谨说：“《儒林外史》一书，盖出雍乾之际，我皖南北人多好之。以其颇涉大江南北风俗事故，又所记大抵日用常情，无虚无缥缈之谈；所指之人，盖都可得之，似是而非，似非而或是，故爱之者几百读不厌。”[1](P136)可见当时《儒林外史》在南方受欢迎之程度。 这一时期《儒林外史》的评论，主要是以序跋题识和评点的方式出现的。同治八年（1869）苏州群玉斋本《儒林外史》载有金和所作跋文；同治十三年（1874）惺园退士为齐省堂增订本作序和例言；光绪十年（1884）上海石史（徐允临）勘刻《儒林外史》从好斋辑校本并亲自题跋，又约好友华约渔题记；光绪十一年（1885）上海宝文阁刊《〈儒林外史〉新评》有黄安谨序和天目山樵（张文虎）识语；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鸿宝斋增补齐省堂本，东武惜红生作序。 同时的《儒林外史》评点主要有：同治十三年（1874）齐省堂增订本有眉批和回末总评（简称评）；同年9月，上海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活字本，有天目山樵写于同治十二年（1873）的识语；其后，申报馆于光绪七年（1881）第二次排印活字本，在正文中插入天目山樵写于光绪二年（1876）的识语（简称天一评），文字与光绪十一年（1885）上海宝文阁刊行的单行本《〈儒林外史〉新评》——天目山樵评语“定本”（简称天二评）稍有不同，因天目山樵不止一次加评，又屡被友人借去过录之故。天二评中夹有三条标明“萍叟评”的黄小田评语。黄小田，清代小说评点家，名富民，字小田，自号萍叟，原籍安徽当涂，世居芜湖。1853年黄小田因战乱离开家乡芜湖，浮居江苏后的十年间评点了《儒林外史》。可惜黄小田评语长期湮没不闻，直至1986年，才由黄山书社整理出版了《儒林外史》黄小田评本。据该书前言介绍，这部黄评本过录在同治八年（1869）苏州群玉斋活字本《儒林外史》上，以墨笔作眉批，另用红笔过录1881年版的天评，墨抄的黄评明署“当涂黄富民序”、“小田氏又识”和“黄评”，总计有两则题识、共十三回的回末总评以及两千余条眉批，这其中包括了天目山樵评语中标明“萍叟评”的三条评语。这部过录本共十二册，分别以虞集词“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十二字相标，封面题有“癸亥仲秋，君彦重装”。君彦是近代著名金石书画家徐世章的字，他于1923年重装了这部唯一留世的《儒林外史》黄小田评点本。黄小田评语对天目山樵评语有很大影响，可以说天目山樵评语是在融化吸收黄小田评语的基础上写成的，这一点将在后文具体阐述。此外从好斋辑校本有华约渔眉批、石史眉批；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有针对金和跋与天目山樵评点而写的几十条评语等。
一部受欢迎的小说引起评论家的关注并不罕见，但与以往小说评点的最大不同在于，《儒林外史》的序跋题识和评语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一家之言，小说的评点者和爱好者们在评阅小说的同时还互通信息，将评点本借与他人过录评阅，形成了一个以天目山樵为核心的晚清《儒林外史》的文人评点群体。
天目山樵是张文虎的笔名，张文虎，字孟彪，又字啸山，南汇诸生。喜读书，尝读“元和惠氏（惠栋）、歙江江氏（江声）、海阳戴氏（戴震）、嘉定钱氏（钱大昕）所著书，慨然悟为学之本原，取九经三礼，汉、唐、宋人注疏，博稽而约考之，融会而贯通之”[2](P1085)，他学问渊博，尤精于校勘，于诸书是非得失、源流异同，莫不参稽博考，以得其指要。同治二年（1863），张文虎应曾国藩之邀赴皖，翌年至南京，入金陵书局，校勘《史记》诸书，成《札记》五卷，为时所称，被曾国藩誉为“大江南北惟此一人”。 张文虎是《儒林外史》的热情爱好者和评荐者。刘咸炘说他“好坐茶寮，人或疑之，曰：?吾
温《儒林外史》也。?”[1](P291)他于同治十二年暮春，开始以“天目山樵”为笔名评点《儒林外史》，直至光绪七年（1881），为这部小说多次评点和写识语，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解。张文虎在为《儒林外史》写的识语、评语里，熔评论、考据于一炉，做了大量考证源流的工作。同光年间，在南汇和上海，他成为评点和传播《儒林外史》的中心人物。他的评点先后借给雷谔卿、闵颐生、沈锐卿、朱贡三、杨古酝、艾补园过录，这些人又辗转传给其他人过录或阅览。“予评是书凡四脱稿矣。同郡雷谔卿、闵颐生、沈锐卿，休宁朱贡三，先后皆有过录本。”[1](P139)“己卯夏杨古酝大令借此本过录一通。”“旧批本昔年以赠艾补园，客秋在沪城，徐君石史言曾见之，欲以付申报馆摆印。”[1](P139) 和张文虎一起切磋《儒林外史》的还有黄小田父子。《金和跋后天目山樵识语》：“去年，黄子眘太守又示我常熟刊本，提纲及下场语幽榜均有改窜，仍未妥恰，因重为批阅，间附农部旧评，所标萍叟者是也。”[1](P137)萍叟者，即黄小田，他于“咸丰三年避粤贼乱至金山”，展转迁徙，“十年贼自苏南窜，又由南汇至上海，卒年七十三。”[3](P670)黄小田的评语多用眉批形式，少数是回末总评，由批于卷首闲斋老人序后和总回目后的两则题识，第九、十五、十六、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二、三十八、四十三、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四、五十五等回末总评以及各回中的两千余条眉批组成。黄小田曾将自己的评点交给好友张文虎过目，“昔黄小田农部示余所批《外史》”，张文虎觉得“农部所批颇得作者本意，而似有未尽，因别有所增减”[1](P137)，写出了天一评、天二评，除第三回、第九回、第三十五回有三条评语直接标明“萍叟云”外，天目山樵评语大量吸收了黄小田的评语。 黄小田子名安谨，字子眘（慎），即前面提到的示张文虎《儒林外史》常熟刊本的黄子眘（慎）太守，在《〈儒林外史〉新评》序里说：“先君在日，尝有批本，极为详备，以卷帙多，未刊。……同时天目山樵亦有旧评本，所批不同。家君多法语之言；山樵旁见侧出，杂以诙谐，然其意指所归，实亦相同，因合梓之。”[1](P136)故此书也曾被称为天目山樵、黄小田合评。
天目山樵评，在当时成为《儒林外史》爱好者收辑、补充、评骘的对象，最热衷此道的是徐允临和平步青。《儒林外史》从好斋辑校本即是由徐允临勘刻的。从好斋是徐允临的书斋名。徐允临原名大有，号石史，光绪年间上海诸生。同天目山樵一样，徐允临也是《儒林外史》的爱好者和辑校者。在从好斋辑校本的题跋中，他说自己“志学之年，即喜读《儒林外史》，避寇时，家藏书籍都不及取，独携此自随。自谓生平于是书有偏好，亦颇以为有心得。”[1](P141)徐允临还是天目山樵评语的积极传播者和校订者，经常同张文虎、王承基、华约渔、杨古酝、艾补园、闵颐生以及金和之子金是珠一起研读、谈论《儒林外史》，他曾两次过录天目山樵评语于从好斋辑校本中，“己卯七月，敝邑杨古酝先生过予斋，剧谈今古，见案有是书，因谓余曰：?曾见南汇张啸山先生（文虎）评本乎？?余遂物色得之，急录于卷端，而记其缘。”[1](P140)“今年（光绪甲申，1884）七月，与甥婿闵颐生上舍（萃祥）会于法华镇李氏，纵谈《外史》事，因言张先生近有评语定本，闻之欣跃，遂不待颐生旋，径驰书向先生乞假以来，重过录焉。”“苏局本有金亚匏先生（和）跋，囊晤先生喆嗣，是珠茂才（遗）言：先生作跋时，失记季苇萧即李筱村，待书成追忆，深以为憾。”“同里王竹鸥方伯（承基）与有同好，尝假余过录本，辄曰：?得读张先生评，方之《汉书》下酒，快意多矣。?”[1](P141)王承基，上海人，字竹侯，晚号竹鸥，工诗文及书法，卒年89。他经常和徐允临通过书信交流对《儒林外史》的看法。除辑录天目山樵识语外，徐允临自己还增评十几条，“加石史小印以别之”，同时辑录华约渔评语十余条，以“约评”作标志。
平步青字景孙，浙江绍兴人，咸丰己卯举人，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西粮道等职。同治十一年辞官归里，读书写作，博极群书，手钞无间，继承乾嘉朴学、浙东史学的传统，“于群
书讹文脱字，援引乖舛，辄刺取他籍，刊误纠谬。”[4](P319)《霞外捃屑》卷九“小栖霞说稗”专门考据小说戏曲，广征博引，论证其源流演变，于《儒林外史》用力尤多，主要以金和跋和天目山樵评为基础，或补充发挥，或正讹纠谬，有些评语颇能言中天目山樵评的弱点，在当时可谓集《儒林外史》考据之大成。
除了以上这些亲自评点《儒林外史》的小说评论家外，晚清《儒林外史》的文人评点群体里还有一群《儒林外史》的爱好者和传播者，如上海的艾补园及徐允临的亲戚闵颐生，他们虽然没有参与评点《儒林外史》，但他们的活动加强了小说评点者之间的联系，推动了小说及其评点的传播，扩大了小说的影响，使得《儒林外史》的评点突破了中国传统的一家之言的形式，更好地兼容了各家之说。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见晚清《儒林外史》的文人评点形成了以张文虎为核心的群体。 二
基于这个文人群体间密切的交往，深厚的友情，共同的爱好，使他们对《儒林外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评点中也体现了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下面仅举二例。
（一）关于“富贵功名”主题说 关于《儒林外史》的主题，现在公认的是胡适于1920年在《吴敬梓传》中提出的“这书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全书的宗旨”[1](P140)的“反科举”说，但在同光年间的文人评点群体却一致主张“功名富贵”四字才是小说的主旨。
小说开篇之词就提出“富贵功名”四个字。齐评在“功名富贵”四字上眉批“全书主脑”。约评说：“真乃唤醒梦梦。”[5](P1)黄小田夹批：“一篇主意。”[6](P1)而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一开头也拎出闲斋老人序“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的话加以发挥：“功名富贵具甘酸苦辣四味，炮制不如法令人病失心疯，来路不正者能杀人，服食家须用淡水浸透，去其腥秽及他味，至极淡无味乃可入药。”[1](P136)同时的增补齐省堂本东武惜红生序也说：“其命意，以富贵功名立为一编之局。”[1](P66)
小说第一回王冕批评八股取士之法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天目山樵评说：“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岂特八股为然。”[5](P14)明显不同意把八股科举当作病根。第三回写周进贡院痛哭，黄小田评：“入手写功名富贵之毒中人如是，以后千奇百怪不出此矣。”[7](P32)第三十三回南京名士公议要为吴泰伯修建专祠，黄小田评祭泰伯说：“吴泰伯是千古第一个不要功名富贵的，故以大祭为全书之主。”[7](P416)至第五十四回回末总评黄小田将此回聘娘思嫁陈木南做官太太和第二回官腔十足的夏总甲结合起来说：“写聘娘聊备一种人，欢喜相与官，想做太太，不出功名富贵四字。功名富贵四字开卷写一总甲，末卷写一妓女，可谓淋漓尽致矣。”[7](P661)再次强调“功名富贵”四字才是全书主题。
（二）评点的朴学倾向 清代乾嘉以降，考据学大兴，影响所及，在《儒林外史》的序跋评点中，关于人物的原型和情节来源的考证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代表人物是金和、天目山樵和平步青。三人的考证，各具特色，下面一一述之。
遵薛慰农嘱为《儒林外史》苏州群玉斋本作跋的金和本不是考据家，但他母亲是吴敬梓从兄吴檠的女孙。他把闻于母氏的吴敬梓情况，特别是《儒林外史》人物的原型，加以论列，成为后来考据人物原型的基础。
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杜慎卿为青然先生。其生平所至敬服者，惟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先生一人，故书中表为上上人物。其次则上元程绵庄、全椒冯萃中，句容樊南仲，上元程文：皆先生至交。书中之庄征君者程绵庄，马纯上者冯萃中，迟衡山者樊南仲，武正字者程文也。他如平少保之为年羹尧，凤四老爹之为甘凤池，牛布衣之为朱草衣，权勿用
之为是镜，萧云仙之姓江，赵医生之姓宋，随岑庵之姓杨，杨执中之姓汤，汤总兵之姓杨，匡超人之姓汪，荀玫之姓苟，严贡生之姓庄，高翰林之姓郭，余先生之姓金，万中书之姓方，范进士之姓陶，娄公子之为浙江梁氏，或曰桐城张氏，韦四老爹之姓韩，沈琼枝即随园老人所称“扬州女子”，《高青邱集》即当时戴名世诗案中事：或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1](P99)
平步青字景孙，浙江绍兴人，咸丰己卯举人，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西粮道等职。同治十一年辞官归里，读书写作，博极群书，手钞无间，继承乾嘉朴学、浙东史学的传统，“于群书讹文脱字，援引乖舛，辄刺取他籍，刊误纠谬。”[4](P319)《霞外捃屑》卷九“小栖霞说稗”专门考据小说戏曲，广征博引，论证其源流演变，于《儒林外史》用力尤多，主要以金和跋和天目山樵评为基础，或补充发挥，或正讹纠谬，有些评语颇能言中天目山樵评的弱点，在当时可谓集《儒林外史》考据之大成。
除了以上这些亲自评点《儒林外史》的小说评论家外，晚清《儒林外史》的文人评点群体里还有一群《儒林外史》的爱好者和传播者，如上海的艾补园及徐允临的亲戚闵颐生，他们虽然没有参与评点《儒林外史》，但他们的活动加强了小说评点者之间的联系，推动了小说及其评点的传播，扩大了小说的影响，使得《儒林外史》的评点突破了中国传统的一家之言的形式，更好地兼容了各家之说。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见晚清《儒林外史》的文人评点形成了以张文虎为核心的群体。 二
基于这个文人群体间密切的交往，深厚的友情，共同的爱好，使他们对《儒林外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评点中也体现了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下面仅举二例。
（一）关于“富贵功名”主题说 关于《儒林外史》的主题，现在公认的是胡适于1920年在《吴敬梓传》中提出的“这书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全书的宗旨”[1](P140)的“反科举”说，但在同光年间的文人评点群体却一致主张“功名富贵”四字才是小说的主旨。
小说开篇之词就提出“富贵功名”四个字。齐评在“功名富贵”四字上眉批“全书主脑”。约评说：“真乃唤醒梦梦。”[5](P1)黄小田夹批：“一篇主意。”[6](P1)而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一开头也拎出闲斋老人序“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的话加以发挥：“功名富贵具甘酸苦辣四味，炮制不如法令人病失心疯，来路不正者能杀人，服食家须用淡水浸透，去其腥秽及他味，至极淡无味乃可入药。”[1](P136)同时的增补齐省堂本东武惜红生序也说：“其命意，以富贵功名立为一编之局。”[1](P66) 小说第一回王冕批评八股取士之法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天目山樵评说：“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岂特八股为然。”[5](P14)明显不同意把八股科举当作病根。第三回写周进贡院痛哭，黄小田评：“入手写功名富贵之毒中人如是，以后千奇百怪不出此矣。”[7](P32)第三十三回南京名士公议要为吴泰伯修建专祠，黄小田评祭泰伯说：“吴泰伯是千古第一个不要功名富贵的，故以大祭为全书之主。”[7](P416)至第五十四回回末总评黄小田将此回聘娘思嫁陈木南做官太太和第二回官腔十足的夏总甲结合起来说：“写聘娘聊备一种人，欢喜相与官，想做太太，不出功名富贵四字。功名富贵四字开卷写一总甲，末卷写一妓女，可谓淋漓尽致矣。”[7](P661)再次强调“功名富贵”四字才是全书主题。
（二）评点的朴学倾向 清代乾嘉以降，考据学大兴，影响所及，在《儒林外史》的序跋评点中，关于人物的原型和情节来源的考证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代表人物是金和、天目
山樵和平步青。三人的考证，各具特色，下面一一述之。
遵薛慰农嘱为《儒林外史》苏州群玉斋本作跋的金和本不是考据家，但他母亲是吴敬梓从兄吴檠的女孙。他把闻于母氏的吴敬梓情况，特别是《儒林外史》人物的原型，加以论列，成为后来考据人物原型的基础。
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杜慎卿为青然先生。其生平所至敬服者，惟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先生一人，故书中表为上上人物。其次则上元程绵庄、全椒冯萃中，句容樊南仲，上元程文：皆先生至交。书中之庄征君者程绵庄，马纯上者冯萃中，迟衡山者樊南仲，武正字者程文也。他如平少保之为年羹尧，凤四老爹之为甘凤池，牛布衣之为朱草衣，权勿用之为是镜，萧云仙之姓江，赵医生之姓宋，随岑庵之姓杨，杨执中之姓汤，汤总兵之姓杨，匡超人之姓汪，荀玫之姓苟，严贡生之姓庄，高翰林之姓郭，余先生之姓金，万中书之姓方，范进士之姓陶，娄公子之为浙江梁氏，或曰桐城张氏，韦四老爹之姓韩，沈琼枝即随园老人所称“扬州女子”，《高青邱集》即当时戴名世诗案中事：或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
天目山樵考出汤奏的原型为杨凯，荀玫的原型“疑是姓卢”（后来平步青进一步指明
是卢见曾）。不仅如此，他还对《儒林外史》的情节素材加以考证，显示了《儒林外史》的创作特点之一“摭取他籍者为多”。张文虎考出第一回对王冕的描写或采自朱彝尊的《曝书亭集?王冕传》，或脱自《明史》；第十回陈和甫说的“耳白于面”出于孔氏《谈苑?有僧相欧阳文忠》；蘧公孙婚宴上钉鞋横飞出于《宋书?刘敬宣传》；第十二回“侠客虚设人头会”、第十五回的“烧银”骗术都出于《桂苑丛谈》；第二十回牛浦郎坐在韦驮脚下，映着琉璃灯念经亦出自《曝书亭集?王冕传》；第二十一回卜老爹劝牛浦莫忙于哭，出于《吴志》张昭劝孙权语意；第三十回杜慎卿厌恶妇人的话出于萧詧事；第三十五回庄绍光筮得天山遯“用朱子事”，第三十八回郭孝子喷嚏吓虎出于《朝野佥载》，暗中托人养亲“用后汉姜诗妻事”；第五十三回聘娘以猫捣乱棋局“用杨妃事”，国公府以夜明珠代烛出于王铚《默记》，聘娘梦境蓝本于《烂柯山?痴梦》。这些考据有助于了解吴敬梓的创作特点。
《儒林外史》评点考证的又一位代表人物是平步青。他的考证主要以金和跋和天目山樵评为基础，或补充发挥，或正讹纠谬。他指出“（吴敬梓）先生子荀叔（烺），号檆亭，以乾隆辛未南巡召试，赐举人中书，终宁武府同知，通句股、历算、等韵之学。兼工倚声，著有《周髀算经补注》，金跋以为进士，误。”[8](P671)此外，平步青还对金和跋中考证的人物原型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指出其姓名字号籍贯等，并对吴敬梓的家世进行了考证，指出“吴氏科名鼎盛，侍读昆弟联芳”[8](P671)。 此外平步青也对天目山樵的某些考据提出异议。如第八回南昌府王惠太守克扣衙役百姓，还被上司称为江西第一个能员。天目山樵评语就说：“阳明先生亦如此愦愦耶？”“阳明先生不闻乎？亦以为能员乎？”指王阳明曾巡抚南赣，平宁王朱宸濠之乱事。平步青指出“王惠事本子虚，此评可删。”[5](P117)同一回王惠降顺宁王事败露，为逃匿改姓郭。天目山樵认为：“岂即更姓为郭邪？”平步青评：“王惠、郭力父子事，惠，汶上人；力，长沙人。作者本写得支离。啸山评似粘滞。”[5](P120)又如前述第二十六回天目山樵认为吴敬梓既托名明官，就不应该以清朝官制相称，平步青却认为“此等皆稗官家故谬其辞，使人知为非明事。亦如《西游记》演唐事，托名元人，而有銮仪卫明代官制；《红楼梦》演国朝事，而有兰台寺大夫、九省总制节度使、锦衣卫也。……此评可删。”[4](P355) 可见平步青的评点虽以考据见长，但他不拘泥于考据，也顾及到小说的本身特点。
儒林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