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美国在会前提出的“各国都要介入减排义务”违背了“柏林授权”、破坏了已进行了两年半的谈判与磋商结果。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美国正通过环境手段来扩大其在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的利益,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这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中东干旱的地区了,那地方争水斗争对安全和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了古老的水源争端的利害关系。正如希蒙·佩雷斯曾经说过:“约旦河的争水史比历史还长。”美国正在试图使中东和平进程的各方协调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以便减少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以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石油利益。在前苏联和中欧,美国则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改变其污染的工厂、充满烟雾的天空和毁坏的河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美国通过有34个民主国家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推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如遏止滥伐森林和人口迅速增长、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物的多样化、以及与哥伦比亚帮助罅贩毒和犯罪活动、协助危地马拉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等。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
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由于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迫于形势,美国积极参与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客观上也推动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一直认为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为此美国在环境合作方面,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以实现其全球政策,并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来遏制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试图控制中东、中亚等具有政策价值的地区。
美国的对中国环境外交政策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出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出发,美国与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许
多方面进行了合作。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指出:“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确日益严峻。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是淡水和耕地只占70%方面已面临的巨大城市力日益加剧。这就是我们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把环境包括在内的诸多原因之一。应扩大美中两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能源政策和农业等方面。因为中国对世界有深远影响。“[13]在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两国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和《中美关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同年中美两国召开了”中美减灾研讨会“,共同探讨减灾科学技术和政策。中美两国还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臭氧层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合作。这些合作有利的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美国著名专家指出,“美中在能源和环境这样一些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可以为当前在两国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权与知识产权、台湾、西藏、武器扩散和贸易领域的争端中起到一种令人欢迎的缓解作用。”[14]
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又企图通过环境手段牵制中国经济发展。由于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又极大的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使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形成挑战。因此美国首先从舆论上希望将中国描绘成“世界污染大国”,“环境和粮食危机的制造者”。美国在1997年的环
境外交报告中宣称,中国1995年煤炭、粮食和肉类的消费量已经超过美国,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二。在美国世界观察所布朗的报告《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中,中国21世纪的粮食需求能力将与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能力产生激烈矛盾。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美国一直试图说服或压迫我国接受美国在气候变化和排放贸易上接受自己的立场,这突出反映在1997年京都会议和1998年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中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的争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