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浅析《明史西域传》反映的明朝士人
西域观论文(精选合集)
《明史·西域传》(以下简称“传”)是由官方编修的一部正史,其中自然会有官方对西域在思想观念上的认识。认识西域直接关系到明朝对西域的经营政策。当时,西藏、西番、哈密处于明朝的实际控制之下,与明朝有明显的臣属关系,而西域地区并未处于明朝的统治之下,它们和明朝的关系更多只是建立在贸易上,是一种较为明显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笔者认为,从《传》中所反映的西域观应从两方面来:一是明朝政府以国家的利益为主,明显带有官方性质的西域观念;一是以明朝官员为代表,明朝士人的西域观。
《传》中最能反映明政府对传统西域地区认识的主要是两方的外交文书,在《传》中比较集中反映的有四篇,在此——列举:
洪武二十四年别失八里来使,太祖遣命主事宽彻、御史韩敬、评事唐证使西域。以书谕别失八里国王黑的儿火者曰:“联观普天之下,后上之上,有国者莫知其几。虽限山隔海,风殊俗异,然好恶之情,血气之类,未尝异也(求同存异)。皇天眷佑,惟一视之。故受天命为天下主者,上奉天道,一视同仁,但巨细诸国,殊方异类之君民,咸跻乎仁寿。而友邦远国,顺天事大,以保国安民,皇天监之,亦克昌焉。囊者我中国宋君,奢纵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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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奸臣乱政。天监否德,于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至于后嗣,不修国政,任用非人,致幻纲尽弛,强陵弱,众暴寡,民生怨,上达于天。天用是革其命,属之于联。联躬握乾符,以主黔黎。凡诸乱雄擅声教违联命者兵堰之,顺联命者德抚之。是以三十年间,诸夏奠安,外蕃宾服。惟元臣蛮子哈刺章等尚率残众,生衅寇边,兴师致讨,势不容已。兵至捕角儿海,故元诸王、驯马率其部属来降。有撒马儿罕数百人以贸易来者,联命官护归已三年矣。使者还,王即遣使来贡,联甚嘉之。王其益坚事大之诚,通好往来,使命不绝,岂不保封国于悠久乎?特遣官劳嘉,其悉联意。”
洪武三十年,因别失八里拘宽彻,太祖再次遣使书谕曰:“联即位以来,西方诸商来我中国互市者,边将未尝阻绝。联复救吏民善遇之,由是商人获利,疆竭无扰,是我中华大有惠于尔国也。前遣宽彻等往尔诸国通好,何故至今不返?昔于诸国,未尝拘留一人,而尔顾拘留昔使,岂理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境者,亦令于中国互市,待彻归放还。后诸人言有父母妻子,昔念其至情,悉纵遣之。今复使使谕尔,但知朝廷恩意,毋梗塞道路,致启兵端。《书》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憋不憋。’尔其惠且憋哉。”
永乐年间,因哈烈发生内乱,成祖命都指挥白阿儿忻台贵救谕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但各遂其生。联统御天下,一视同仁,无间遐迩,屡尝遣使谕尔。尔能虔修职贡,抚辑人民,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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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檄,联甚嘉之。比闻尔与从子哈里构兵相仇,联为恻然。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制外侮。亲者尚尔乖庆,疏者安得协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
宣德七年复命中官李贵通西域,救谕哈烈酋沙哈鲁曰:“昔联皇祖太宗文皇帝临御之口,尔等尊事朝廷,遣使贡献,始终如一。今联恭膺天命,即皇帝位,主宰万方,纪元宣德。小大政务,悉体皇祖奉天恤民,一视同仁之心。前遣使臣贵书币往赐,道阻而回。今已开通,特命内臣往谕联意。其益顺天心,永笃诚好,相与还往,同为一家,但商旅通行,各遂所愿,不亦美乎?”
所摘录的这四篇主要的外交文书分别是洪武、永乐、宣德三个时期对别失八里和哈烈的文书,在文书中都提到了“一视同仁”,这表明政府在官方范围对其公平对待。
官方对西域的表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当时明朝的主要对手是北方的蒙占势力,无暇西顾,所以对西域地区的国家和部落都是以一种“主抚辅制”的态度来沟通,带有明显的利益驱动。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驱动的西域观从西汉经营西域之初就已显现出来。汉武帝通西域的最初目的就是联系大月氏夹击匈奴,而后因对匈奴的战争的胜利,“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收三十六国,断匈奴之右臂”。而后,东汉初年,西域郑善、焉等十八国派来使臣,并带来质子,要求内属,光武帝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而暂不西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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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西域观念如此,那么在《西域传》中反映的明朝士人的西域观又是?这里,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西域传》中体现的明朝士人的西域观。
一、从经济的角度认为明朝经营西域有亏于中国,伤中国之体成化元年。
礼官姚夔等言:“哈密贡马二百匹,而使人乃二百六十人。以中国有限之财,供外蕃无益之费,非策。”
阁臣梁储等言:“……亏中国之体,纳外番之侮,无一可者。……”嘉靖二年,贡使又至。礼官言:“诸国使臣在途者迁延隔岁,在京者伺候同赏,光禄、邮传供费不费,宜示以期约。”
二、从文化的认同上认为西域之民乃化外之民,用比较鄙夷的口吻中伤其民
阁臣刘吉等言:“阿黑麻背负天恩,杀我所立罕慎,宜遣大将直捣巢穴,灭其种类,始足雪中国之愤。或不即讨,亦当如占帝王封玉门关,绝其贡使,犹不失大体。今宠其使臣,厚加优待,又遣中使伴送,此何理哉!陛下事遵成宪,乃无故召番人入大内看戏狮子,大责御品,夸耀而出。都下闻之,咸为骇叹,谓祖宗以来,从无此事。奈何屈万乘之尊,为奇兽之玩,但异言异服之人,杂迎清严之地。况使臣满刺上儿即罕慎外舅,忘主事仇,逆天无道。而阿黑麻聚集人马,谋犯肃州,名虽奉贡,意实巨测。兵部议羁其使臣,正合事宜。若不停张莆之行,彼使臣还国,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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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麻必谓中上帝王可通情希宠,大臣谋国,天子不听,其奈我何。长番贼之志,损天朝之威,莫甚于此。”
礼官耿裕等谏曰:“朝廷驭外番,宜惜大体。番使自去年入都,久不宣召,今春三月以来,宣召至再,且赐币帛羊酒,正当谩书投入之时,小人何知,将谓朝廷恩礼视昔有加,乃畏我而然。……狮木野兽,不足为奇,何至上烦变舆,屡加临视,致荒檄小丑,得勤圣颜,藉为口实。”
阁臣梁储因反对中官刘允到西藏去请活佛等言:“西番之教,邪妄不经。我祖宗朝虽尝遣使,盖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导愚顽,镇抚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后,累朝列圣止因其来朝而赏责之,未尝轻辱命使,远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幢幅,朝野闻之,莫不骇愕。”
三、从战略性保境安民的方向上认为明朝经营西域的目的是为了保有陕
詹事霍韬言:“……臣则保哈密所以保甘、陕也,保甘肃所以保陕西也。若以哈密难守即弃哈密,然则甘肃难守亦弃甘肃乎?昔文皇之立哈密也,因元遗孽力能自立,因而立之。彼假其名,我享其利。今忠顺之嗣三绝矣,天之所废,孰能兴之?今于诸夷中,求其雄杰能守哈密者,即界金印,但和辑诸番,为我藩蔽,斯可矣,必求忠顺之裔而立焉,多见其固也。”
明朝士人的这种西域观,是西汉经营西域就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的,这种观点在明朝以前的正史资料中都有所反映。《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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