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哲学省思
作者：李 斌
来源：《当代教育论坛》 2015年第2期
李斌
[摘要]高等教育质量观本质上是一个高等教育哲学问题。精英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奉行的是一种学术至上的质量观。随着高等教育哲学由认识论逐渐向价值论转变，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合多样性与合需要性的统一。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机构作为政府部门的一部分须为政治服务，高等教育奉行的是一种合规定性的教育质量观。当高等教育走出“象牙塔”面向市场后，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面向市场的高等教育奉行的是合满意性与合适应性相统一的高等教育产品质量观。
[关键词]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质量观；认识论；价值论
[作者简介]李斌，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教务处管理人员（桂林541004）
教育与哲学历史上是合一的，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教育学也是从哲学中分离而来，哲学作为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深刻地影响着教育的发展和变革。教育哲学是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它必然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变化。高等教育哲学亦是伴随着教育哲学历史的发展变化而逐渐显现的。从历史上来看，高等教育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高等教育功能的不同认识、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不同期许，形成了不同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亦是代表了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可以说，高等教育发展史中的每一次变革基本上都可以在哲学上找到思想根源，每个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亦是伴随着高等教育自身的演变发展和哲学视野的转换而变迁的。这就要求我们从高等教育哲学的高度探讨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当代高等教育的很多问题需要提升到哲学高度来思考、分析和考量，能否把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提升到哲学高度来考量，是我们能否进一步深入研究高等教育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由此可知，高等教育质量观本质上也是一个高等教育哲学问题，是关系到高等教育如何认识自身以及如何对待外部世界的问题。
一、认识论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不同和变化都与同一时期哲学思维范式的转换密切相关。纵观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大学主要是基于认识论哲学发展起来的。传统的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奉行的是知识本位的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追寻的是高深学问和客观真理，将探究知识本身作为唯一的内在价值。以纽曼、洪堡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教育思想家成为认识论教育哲学的代言人。理性主义是以理性为核心的一种思潮，它把理性作为神的属性和人的本性来看待，试图用理性作为唯一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在理性主义教育家眼里，人永远是教育的对象，人的个性发展和传播理性知识成为大学存在的最高追求。如纽曼的教育名言“知识本身即为目的”；洪堡主张大学是“纯科学”研究的场所，探索纯粹的学问、探求真理。在大学理想上，他们共同强调对真理和学术的追求，甚至为了保持其纯洁性，强调知识应与市场、社会和政治场所相分离，把大学变成“象牙塔”。“大学是以纯知识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机构，大学有着一种精神贵族的气质和对纯学术的强烈追求，而不考虑社会经济、职业等种种实际需要。同时，在这种研究性的大学中，不存在严格意义上学生的培养问题，学生本身也是研究者，并在研究过程中完善其修养。”有学者把这一阶段高等教育质量观称为：古典主义的高等教育质量观，认为其质量是以单一的知识性和学术性为标准的，可以说是一种学术至上的质量观。“他们认为，高等教育只应当确立一种理想而崇高的目标——学术。这种主张充分表达了他们古典的英才教育质量观。”与此相应，这一阶段只有少数“精英”才能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本身就是质量
的体现，根本不需要外力的管理和控制，高等教育质量更多的是靠高校自身的自觉性来保证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已成为大学自身的“内部事务”了。“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都拥有自己的一套机制确保他们的工作质量。在这套机制中，人的品质和工作的质量直接产生联系：学生要具备必要的资格才能进入高等学府，乃至最终取得学位；教职员工要具备必要的资格才能上岗，乃至获得提升，直至升至教授。”大学通过学者行会及大学内部自身认可的一套标准来保障大学的质量和确保卓越。这套标准强调学术至上，在形式上主张精英教育，在价值观上奉行的是知识本位为主的高等教育价值观。由此可知，以认识论教育哲学为基础的精英高等教育阶段无论是质量标准的确定，还是质量标准的监控，都是在封闭的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进行的。
二、价值论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19世纪后半叶，认识论哲学式微，价值论哲学兴起。价值论是关于价值的性质、构成、根源和评价的哲学理论，主要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事物、现象、行为对个人、阶级和社会的意义。20世纪的前几十年是自由的现代性走向消亡的时代，大学被纳入到工业社会之中。大学日益从保守的“象牙塔”中走向现代社会生活，从封闭走向开放，大学不再是社会边缘化的机构，并且一定范围内成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的中心。二战后，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过渡，大学社会服务职能日益彰显，大学越来越经常地被誉为“服务站”。从这时起高等教育已不再是稀缺资源，人们也越来越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个人为生活及为某种职业或专业作准备的一种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高等教育也不再是“精英者们”的特权。所以，高等教育不再是卓越和高深学问的唯一代言者，它也开始像其他行业一样面临着质量问题。
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在于它的多样性，古典主义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已经无法涵盖高等教育的全部特征，高等教育的质量及其标准也不再明确和唯一，其质量标准开始多样化，它们依不同目的和不同需求而定。高等教育质量观开始由探究知识到关注社会需要和服务，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转变。“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质量观与精英教育时代的质量观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质量标准多元化，用不同标准评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质量；后者用统一尺度去测评所有院校，各校之间有水平差异，没有质量差异，所有院校都须培养合格毕业生。”同这既有来自时代变迁和社会的新需求，又有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更为根本的则是受到这一时期哲学由认识论向价值论转型的深刻影响。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需求的影响，高等教育将更加关注它所培养的人是否是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大众化阶段评价高等教育质量优劣的主体不再是高校自身，而是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同样必须以高等教育的高度多样化为基础，高等教育的需求多样化、办学主体多样化、教育目标多样化、培养方式多样化，要求发展多种教育形式，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求学愿望和多样性的社会需求，这本身就成为了一种高质量。因此，规模大并不一定意味着质量低，大众化的高等教育须满足国家、社会和个人需要，满足高等教育各利益相关者的多样化基本价值诉求，成为高等教育新的历史使命。由此可知，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基于价值论哲学而出发的，是合需要性与合多样性的统一。
三、政治论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的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当追求纯粹知识的大学与政治相结合，知识就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客观性和独立性，而由政治控制的价值判断合法迁移到知识当中，知识也就无法纯粹。“当高等学府卷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必然会遇到如何确定目标和如何行使权力来实现这些目标的争论。而这些争论自然具有政治性（胡克，1953）。对高等教育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用不着大惊小怪，所有伟大的教育哲学家把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来看待，如柏来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约翰·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等都是如此。”大学也在塑造公民身份、培养高素质的公民和民主的公共文化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大学事实上已经开始为民主政治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学也越来越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在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高等教育一直被认为是一项公共事业，是由政府预算和社会公共资金资助的，政府一直是高等教育的主办者和承担者，因此高等教育离不开政治权力，高等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今天，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主要是中央政府组织的一部分，被看作国家建设的基本部门。他们认为国家干预高等教育是必需的，“任何大学，无论其拥有多么大的自主权力，都不能不受到一定的政府控制，这是政府作为行政管理者对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行使的行政管理权力”。因此，政治论者坚持认为，高等教育是政府部门的一个机构，必须满足国家和政府、社会的需要，满足需要的程度是判断高等教育的唯一质量标准。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要求，基本上是由国家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加以确定，或者是由政府的相关权威性评估机构来制定的。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基本认识是高等学校必须培养出国家建设需要的、符合规格要求的专门人才。这是一种合规定性的质量观，即产品符合国家或行业颁布的技术标准就是合格产品。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高度集权管理的高等教育模式是奉行这种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典型。其主要表现在：首先，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社会、国家所需专门人才的质量规格（思想、知识、能力等）规定着教学计划的制定及教学过程的进行。其次，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是由政府或受政府委托的高校制定的，体现着鲜明的国家、政治色彩。最后，高校是否按照政府制定的教学计划培养出符合国家、社会所要求的专门人才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所在。在这样一种专门人才培养体系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注重培养学生成为国家需要的“材”，而很少看到关照作为“人”的学生的发展。因此，这也可以简单地说是一种政府的教育质量观，即处于客体性教育质量观阶段。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上，由于高校办学自主权缺乏、社会力量也很少介入到高等教育事务当中，政府就成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质量保障的行为主体。
四、市场论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经历了程度不一的“市场化”，也就是政府放松管制、消除垄断，将市场逻辑引入高等教育，让市场竞争与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等引导高等教育机构响应市场的需求，以增强弹性、提升效率，进而形成了高等教育市场。伴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发展，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已经越来越适用于高等教育，高校只有保持质量上的优势，才能保证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由此，高等教育质量也可以由市场选择来决定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思路。高等教育走出“象牙塔”面向市场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表露无疑。实用主义哲学是工具主义的一种范式，实用主义者主张思维和行动需结合起来，并视教育为解决生活问题的工具，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是要求学生能获得实际的工作技能和专业本领，奉行的是“有用的便是真理”的社会意识。这种哲学在美国的影响尤其深刻，因而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首先出现在美国，这也为市场化在美国高等教育界盛行提供了思想基础。受市场经济理念和实用主义教育观的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的重心转移到传授学生实用的知识、技能和开发学生的智力上去，人才培养以实用性为主要标准的，学习被视为谋取未来好的职业、好的社会地位和高经济收入的前提和基础。美国的高等教育越来越受到实用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并逐渐发展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要求高等教育必须从实用价值出发去适应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根据市场的需要决定人才培养目标及教育教学的内容，使教育活动所传授的知识和人才培养于市场来说是有用的。奉行实用主义的市场论者坚持认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可以交给市场选择和评判，高校是否按照市场的要求培养专门人才成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所在，高校培养的人才是否“有用”和“适销对路”也成为衡量其质量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从20世纪末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看，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促使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市场系统不
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哲学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