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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真:特朗斯特罗姆及其在中国的译介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当代瑞典著名诗人，在国际诗坛上享有重要的诗歌威望。托马斯1931年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1956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心理学系任职，所以托马斯的真正职业是心理学家，但是他却是瑞典当代著名的诗人之一。托马斯在1954年，二十三岁发表了处女诗集《十七首诗》，轰动瑞典诗坛，被文学史作者扬.斯坦奎斯特称之为“一鸣惊人和绝无仅有的突破”（见李之义文）。此后，诗人一发不可收，发表了《途中的秘密》（1958）和《半完成的天空》（1962）两部诗集，获得均巨大好评。除了以上的诗集结集之外，还有诗集：《音色与足迹》（1966）、《看见黑暗》（1970）、《波罗的海》（1974）、《真理的障碍》（1978）、《野蛮的广场》（1983）、《为死者和生者》（1989）、《悲哀贡多拉》（1996）和《巨大的谜语》（2004）等十余部，到现在托马斯一共才发表了210多首诗歌，但每一首都可以称得上经典，正如北岛所说：“他写得很慢，一辈子只有一百多首，结成全集也不过一本小书而已，但几乎首首都好。那是奇迹。”托马斯先后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文学奖项，如1956年获《人民画报》诗歌奖，1958年获《晚报》文学奖，1966年获谢尔格伦奖和彼特拉尔奖，1982年获促进文学事业发展奖，此外还获得过日本飞行员奖等。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多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誉为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曾说：“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人。”（见李笠语）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艺术魅力引起了世界各地诗歌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朗诵和研究。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已被译成了47种文字，而研究他作品的著作已经超过他作品页数的千倍。”世界各地各语种都其进行不同程度上的研究，而在英语国家尤甚。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影响着包括中国范围内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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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诗人。 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人们的思想禁锢被打破，思想解放和人文精神（民间）在悄然的勃兴，国门再次打开，西方特别是欧美的哲学美学思想也陆续的被译介进来，全面性地涌入枯旱已久的中国文坛，给刚刚松动的文化土壤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思想种子资源。“朦胧诗”正是在这个时候登上文坛，在批评界的诧异和惊喜声中破土而出，给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文学观念和审美震惊效果。80年代以来，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译介与引进，给国内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论是在文学的样式上，还是在文学的审美效果上，这都与“朦胧诗潮”构成了一个很强的回应，一定程度上还形成了推波助澜之势。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在观念和创作技法等方面的引进，给刚冲破禁锢的思想界文艺界带来了种种机遇和开拓了种种的创新局面。西方一百多年走过的现代派别，在几年之间陆续的在这块崭新的土地上一一的上演一遍。西方现代派的一拥而入，使80年代的文艺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多元局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在接受欧美的现代派思潮的时候表现出欢呼雀跃，在开放多元的话语格局中对外来的文化接收采取了迎接的态度，无疑会表现出一定的不够谨慎或者说欠冷静的思考，呈现出过急、过快、过多而不消化等文化心态，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失却话语权（“失语症”）的尴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热潮的涌入，对大陆的文学创作和观念的更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朗斯特罗姆正是在这股热潮的涌动中被推到国人的前面来的。特朗斯特罗姆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也是从最先的零星见诸报刊到后来的系统全集翻译这个引进过程。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最早接触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人是诗人北岛，1983年，诗人北岛就从当时瑞典使馆文化专员安妮卡手中接过汉学家马悦然的一部英译稿，这就是特朗斯特罗姆的新诗集《野蛮的广场》。原来，是汉学家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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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然叫北岛把这部诗集翻译成中文。后来北岛说，“托马斯的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是独一无二的。很幸运，我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见北岛文）接着，《世界文学》1984年第4期发表了石默（北岛）译的《诗六首》，它们是：《对一封信的回答》、《记忆看见我》、《黑色明信片》、《很多足迹》、《车站》和《自1973年3月》。这六首诗歌出自诗人的最新诗集《野蛮的广场》（1983）。译诗前面有译者对诗人的简介及其诗作风格的简单阐释。这六首诗歌后来也一起收入了北岛编译的《北欧现代诗选》一书中。
一年后，1985年4月，诗人托马斯则亲自来中国访问，并参加了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举办的“瑞典诗歌座谈会”等活动。同年《外国文艺》第3期发表了李笠译特朗斯特罗姆的《树和天空》（外五首），这外五首分别为：《致防线背后的朋友》、《1966——写于冰雪消融时》、《黑色的山》、《车站》和《对一封信的回答》。《树和天空》出自于诗集《半完成的天空》，《致防线背后的朋友》和《1966——写于冰雪消融时》两首则出自于诗集《小路》，《黑色的山》选译于《真理的障碍》，而《车站》和《对一封信的回答》则选译于最新诗集《野蛮的广场》（1983）。 1987年4月，诗人北岛编译的《北欧现代诗选》，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在这个诗选集，北岛选译特朗斯特罗姆诗歌9首，它们分别是：《晨鸟》、《零度以下》、《自一九七九年三月》、《记忆看见我》、《冬日的凝视》、《对一封信的回答》、《人造卫星的眼睛》《黑色明信片》和《乱涂之火》。《晨鸟》译自诗集《音色与足迹》（1966），而《零度以下》则译自诗集《真理的障碍》（1978），其余7首的则译自诗人最新的诗集《野蛮的广场》（1983）。诗作是诗人北岛从英译本转译的。但是还是较能传达原作的韵味的。
与此同时，在1987年《世界文学》第3期还发表了李笠译的《风暴》（外二首），另外二首是《序曲》和《十月即景》，《风暴》自《十七首诗》（1954），《序曲》自《看见黑暗》（1970），而《十月即景》自《小路》（1973）.而1989年第5期又发表了李笠译的《瑞典散文诗六篇》，里面收有特朗斯特罗姆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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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出自诗集《看见黑暗》）一篇。
而1988年，译者柔刚翻译的由英国爱德华.B.格梅恩编就的《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一书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里面收有特朗斯特罗姆的5首诗歌，译者也是从英文转译的。这五首诗歌分别是：《轨迹》、《梦断屋顶之歌》、《快板》、《开放和封闭的空间》和《为知己而唱》。相对而论，译诗不是很干脆，句子没有原诗的精炼和凝结的气势。在这里看出了编者和译者的眼光来了。 199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由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选集《绿树与天空》，收入“域外诗丛”之中。这是李笠翻译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成果。 从上面，我们不难发现，80年代国内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译介还是处于零星的状态，还没有达到全面引进的规模，但是译介的范围已经触及到诗人的所有诗集的作品，这是难能可贵的。
整个90年代，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译介，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在1989年到1996年才出版了两部新诗集，而之前的译介基本都有所引进。而更为重要的是90年代急剧转型的文化语境造成的。随着80年代的“文化热”、“方法论热”和“美学热”等热潮过去之后，90年代的人们学会了更加冷静的思考，人们在人文精神的反思中，更加懂得结合着自己本土的历史文化背景，真正的懂得了“拿来”的魄力、诉求和眼光。90年代文艺界呈现出多元话语、众声喧哗的精神状态。在商品市场的大潮和大众文化等俗文化的强烈夹击之下，在诗意消解、中心边缘化和诗人自杀等精神重负下，人们进入到“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状态，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均遭到了严重的颠覆和震慑，庆幸的是，一些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在反思和批判中，在“失语”的苦闷中努力重建自我的文化身份。在诗坛，90年代是诗人比读诗的人不知多多少倍的时代，诗人和诗的地位与80年代相比，可以用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来形容。这是一个令诗人尴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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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80年代的译介是零星的，不成规模的小打小闹式的，90年代则是一片空白，那么到了新世纪，诗全集汉语译本的出现则是一个稍具规模的工程了，且这个工程也相当的壮观。
首先是2001年南海出版公司推出了有青年旅居瑞典诗人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此诗全集把诗人托马斯出版的十余部诗集一网打尽，全部的译介过来，比之前的小规模可观多了。译诗里没有出现过的诗集如《波罗的海》和后来出版新诗集《为生者和死者》（1989）和《悲哀贡多拉》（1996）也一起翻译成了中文。从译介的角度来说，这个比之前的译介具有更强烈的自觉意识，且在译诗的水准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令人高兴的是，此全集还获得了由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第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二等奖。（见《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第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评选结果揭晓》p149-150） 与此同时，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诗人董继平翻译的《特兰斯特罗默诗选》一书，与李笠译的诗全集相比，这个诗选集也收集了诗人从1954年到1996年见的全部诗作，在中译本的选择上给中文读者带来了另外的一种可能。在特朗斯特罗姆诗在中国的传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至此，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的出版（诗全集中译本出版后，诗人又出版了新诗集《巨大的谜语》，诗集共收录5首短诗和45首俳句），给国内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能，使人们能更好地深入认识其诗作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意蕴。从一个外国诗人在中国新时期的30年的接受和读解，可以折射出国内诗坛的曲折的文化心态。 二
我们读到的固然是诗人的中文译本，但是诗人的诗歌的形式和内容，甚至是诗的神韵也没有在译诗了丢失什么，或许弗罗斯特说的“诗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就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在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汉译过程中可谓有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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