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魏晋诗歌中的隐逸情结
摘要：魏晋时期蔚然成风之隐逸情结的存在并非是偶然现象，它一方面受外在政治环境驱使，另一方面体现文人内心对于儒道的追寻，并试图依托隐逸方式求得人格的圆融。而在“官本位”的历史语境下，隐逸又渗透了“待时”之需。具有忧患意识而又希冀隐逸的士人更是采取“朝隐”的形式求得仕与隐的平衡。受政治枷锁禁锢而不得逃脱的士人更是借酒浇心中之块垒，佯狂之举下掩盖的是痛苦的灵魂。而隐士所反映出的无论狷介抑或温和的态度，都是其独立人格精神的体现，并以诗歌的形式发散出来。
关键词：魏晋；隐；道
任何一个文化现象的产生都避不开历史语境的牵绊，面对魏晋时期蔚然成风的隐逸现象，其外部世界的驱使力量自然得被提及。高标名教的司马氏以作出忤逆名教的篡权之举，对于异己势力的铲除，使得大批具有叛逆人格的士人沦为旧王朝的殉葬品。自身难保的危机加重了士人对于隐逸的向往，然而政治的枷锁令人无法轻易脱身，在仕与隐的平衡间，士人便寻求一种“朝隐”的态度。
一、向度：“朝隐”与“酒隐”
汉代东方朔是最早践行这一举止的人，对于“人皆以先生为狂”的评判，他回道：“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之中”，“陆沉于俗，避地金马门，宫殿之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东方朔所标榜的这种复杂人格趋向为后世的“朝隐”开先河，但“朝隐”毕竟是“朝”与“隐”之结合，“隐”为手段，“朝”才是目的。士人依托自己于朝中的职位“隐”在庙堂，凭借政治敏感度巧言进谏，在政治抱负与人格理想达到平衡的状态，因而“朝隐”这种形式更是暗合了魏晋文士的复杂心态。然而这种“朝隐”之举实则也饱含无奈之态，在“朝隐”庇护下小心翼翼地对于抱负的实践依旧不是那么轻松。谢脁于《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一诗中便表达了对于“朝隐”的矛盾心态：“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诚然如素有“凌风翰”，“恣山泉”之愿的谢脁也终是免不了杀身之祸。
意识到“朝隐”也并非那么轻松的士人，便流露出佯狂之态。魏晋名士多以善饮著称，而借醉酒彰显的佯狂之举实则是其对政治的回避，由此催发出的魏晋
风度也让酒这一意象被赋予丰富内涵。这种以“酒隐”避世，浇心中之块垒，借酒消愁佯狂不羁的态度依旧可视作魏晋士人率直任诞人格的张扬。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是嗜酒之人，他曾发出“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的酒后豪言。在被朝廷征召做官时，借醉酒脱光衣衫奔走以逃避政治牢笼。并作下《酒德颂》抒发自己蔑视礼法、纵酒避世、崇尚自然的人格追求。于陶渊明而言，酒已然化为人生寄托，同自身灵魂交融互通，成为其“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的人生依靠。在魏晋名士的嗜酒之风中，酒在无形中化作士人躲避政治的保护伞。借醉酒成全自身的隐逸之态，“酒隐”更是作为一种独立人格的标榜使魏晋风度得以张扬。
二、渊源：孔庄思想的渗透影响
如果说上述隐逸情结的生发受着外界形势的驱使，那么从隐逸的思想渊源入手可追溯其承接孔、庄的精神内核。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一直将道义作为士人应当恪守的准则，求仕是出于谋道的目的，士应当自觉地作为道的承担者去担起社会责任。孔子所言及的“隐”，非是避人避世，而是避开无道的政治，以保证人格的完善。从这一层面上说，在礼崩乐坏，霸道凌驾于王道，政统凌驾于道统的魏晋混乱形势下，隐逸之举实则是一种实现自我人格提升的过程。而儒家因其不可抹灭的积极入世思想使得隐逸具备“待时”而动的因素，事实上许多隐士尽管怀有于自然中张扬人格的性情，然而他们始终将政治忧患放置于心灵深处。如左思《咏史八首其一》云：“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暗含对人生抱负的设定。而陆机在吴亡后隐居故里却仍心系庙堂，作出《祖德赋》、《述先赋》等作品。
如果说孔子的隐逸之道侧重于政治与思想的统一，那么庄子的隐逸则偏向于纯粹的内心世界，达到一种无欲无为大同的“逍遥游”境界。其隐逸是让人的心灵超乎俗世之外，驱除欲念，达到“心隐”的状态。这一思想贯注于隐逸士人身上便带有了玄学的色彩。阮籍创作的《达庄论》《大人先生传》中皆有对老庄理论的宣扬，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体现了玄学家的虚无观和清静遁世理念。基于道家的逍遥观，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也便油然而生。正是这种内心世界的改变，魏晋名士的洒脱不羁之举便也不难理解。然而士人毕竟处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
儒家的“待时”之需似乎更符合士人的心理诉求，然而儒道两家在注重内省、拒绝物欲诱惑方面有着共通点，这些都能为失意士人予以精神慰藉。
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经历了五次出入仕，历经世事沧桑的他对于隐逸有着深刻的体悟，并将其记于《归园田居其一》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饱受“心为形役”痛苦的他，转向自然中寻求心灵的超脱与自由，在经历官场的祸乱后“迷途知返”，终是获得了人格的独立与洒脱。而他所表现出的既非孤傲避世也非怨愤不满的心态，实则是将儒道的隐逸精神融合起来，达到一种圆融互通的境界。正是出于对隐士这种高洁人格的仰慕，统治者出于求贤的目的，渴望将有才情的隐士招致麾下。在仕途的感召下，便出现了“假隐”之徒，这实则是对隐逸的一种玷污。“假隐”之徒的人格必定染上俗媚之色，而历史中待我们发现的也必定是那些抱璞守真，确有才德抱负的真隐之人。
参考文献：
[1]冷成金.隐士与解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2]王德保.仕与隐[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
[3]郑训佐.论魏晋南北朝的隐逸文学[J].山东社会科学,2001.
略论魏晋诗歌中的隐逸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