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不可靠叙事分析
摘要：《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福克纳最经典的短篇小说之一，本文以叙事学理论为依托，从叙述者“我们”这一身份的确定为切入点来具体探讨其在事实、评价和感知三个方面的不可靠性以及不可靠叙述背后的隐含作者意图。
关键字 叙述者 隐含作者 不可靠 追忆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福克纳最经典的短篇小说之一。其哥特式的叙述风格，颠倒无序的叙述时间，指称模糊的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者，不断变幻的叙述视角，给评论者带来了巨大的探讨空间。
一、叙述者“我们”身份的确定
迄今为止，人们普遍认为，叙事分析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谁说？”——这是确认叙事文本的“叙事声音”与叙述者的问题；另一个是“谁看？”——这是谁的观点决定叙事文本的问题。在上述区分的基础上，热奈特采用较为抽象的“聚焦”（focalization）这一术语以取代过去人们常用的一些过于专门的视觉术语，诸如视像、视野、视点等。在叙事文本中，聚焦所涉及的是谁在作为视觉、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叙述信息在谁的眼光的限制下被传达出来的。热奈特从“视点”这一范畴出发，将叙述聚焦分为三类，即无聚焦或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外聚焦叙事。第一类即叙述者所知道的多于人物，或更确切地说，多于任何人物所知道的，第二类，内聚焦叙事，相当于叙述者=人物，即叙述者只说出某个特定的人物所知道的情况；第三类，外聚焦叙事，相当于叙述者<人物，叙述者所说的少于人物所知道的。
然而，对于《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来说，却似乎不能简单地将之归类为零聚焦、内聚焦或外聚焦。小说第一部分“我们”没有明确出现，而所叙述的爱米丽的生活环境、纳税事件等所展现的无所不知，与零聚焦叙事十分相像。但从第二部分到第五部分，“我们”开始参与到爱米丽的生活，对爱米丽发生的种种事情评论叙说，似乎又更接近内聚焦叙事。然而第二部分，妇女向法官斯蒂芬斯镇长抱怨的话，一个男的和年轻人的申诉，四个人——“他们”撒石灰遮盖气味……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我们并没有参与其中；第三部分，爱米丽去药店买砒霜与药剂师的对话； “她回家打开药包，盒子上骷髅骨标记下注明：‘毒鼠用药’”。这些叙述，我们也绝对不可能在场，因此，这些叙述又更像零聚焦叙事。而对聚焦类型划分的杂乱不堪，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评论者对“我们”这一叙述者身份的不确定。
在确定“我们”的具体身份之前，笔者先分析小说中不是“我们”的群体。第一部分，沙多里斯上校为爱米丽小姐免税编造了一大套无中生有的话，“这一套话，只有沙多里斯一代的人以及向沙多里斯一样头脑的人才能编得出来，也只有妇道人家才会相信。”可见，“我们”不是与沙多里斯同时代的人，也不是妇女。“我们”也不是新一代。而小说在后来的叙述中所采用的人称形式，更可以佐证这一点。第二部分，气味事件发生时，“妇女们都这样说。因此，那种气味越来越厉害时，她们也不感到惊异，那是芸芸众生的世界与高贵有势的格里尔生家之间的另一种联系”，由此可见，“我们”不是妇女们。第三部分，“老人们一说到：‘可怜的爱米丽’，就交头接耳开了。他们彼此说：‘你当真认为是那么回事吗？’”，由此可以推断，“我们”不是老人们。第五部分，爱米丽的葬礼，“而老年男子呢——有些人还穿上了刷得很干净的南方同盟军制服——则在走廊上，草坪上纷纷谈论着爱米丽小姐的一生，仿佛她是他们的同时代人”，可见，“我们”也不是老年男子。而第二部分中有我们对爱米丽小姐年轻时的印象：“长久以来，我们把这家人一直看做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身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因此当她年近三十，尚未婚配时，我们实在没有喜幸的心理……”由此可见，“我们”是与爱米丽年龄相仿的一群男性居民且对爱米丽的生活十分关心，因此，“我们”才能打听到爱米丽与镇长通信的大概内容，参议员们与爱米丽的对话，爱米丽去药店买砒霜的情景，等等。
对此，甚至有评论者认为，这一群男性居民还追求过爱米丽，他们虽然愿望落空，却依然守望着爱米丽。因为小说标题“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在有些评论者看来，也是曾经的爱慕者“我们”给爱米丽献出的迟到的玫瑰花。对此，笔者持保留态度，因为文章标题所说的“玫瑰花”也可以是隐含作者所献。
二、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不一致的三个方面
“隐含作者”是美国学者布斯于1961年在其作《小说修辞学》中所提出来的。布斯称“隐含作者”为作者的“第二自我”（second self），作者的一个“隐含的替身”。作者在写作时，不是在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但是，一个作者可以有各种替身，即不同思想规范所组成的思想。叙述者作为叙述文本范围内的一个核心成分，是故事的讲述者，因而是叙述文本密不可分的。叙述者既可以是只承担叙述的任务，也可以是叙述文本中一个特定人物身份来进行叙述。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不承担叙述任务，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曾区分到=道，“与叙述者不同，隐含作者什么也不能告诉我们。他，或更确切地说，它，没有声音，没有直接交流的手段。”隐含作者是通过整体的设计，借助于所有的声音，采用它所选择的使我们得以理解的所有手段，无声地指导着我们。
而按照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布斯认为，可以将叙述者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按照布斯的说法，“可靠的叙述者指的是当叙述者在讲述或行动时，与作品的思想规范（这里所说的是，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吻合，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并不如此”。也就是说，不可靠叙述者指的是那些行为、意识与思想规范与隐含作者不相一致的叙述者，这些叙述者在价值、判断、道德意识等方面可能与隐含作者不同甚至相悖。而这里说的不可靠，不见得是叙述者对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不“真实”，更多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叙述者对于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带有某些“偏见”，而这些“偏见”使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产生某种隔阂，从而造成一种独特的叙述张力。詹姆斯·费伦与玛丽·帕特里夏·马汀在他们的《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时>》一文中从不可靠性轴出发，区分了不可靠性的三种类型，即“发生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发生在伦理/评价轴上的不可靠评价，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读解。”
发生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方面：由笔者前面的论述，可以得知，《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叙述者“我们”是与爱米丽年龄相仿且十分关注爱米丽的生活的一小群男性居民。但叙述者“我们”无论对爱米丽小姐的生活的关心程度有多高，始终不曾与爱米丽有直接的接触，而对爱米丽自身的精神状态的了解更是无从谈起。整篇小说没有出现一次叙述者与爱米丽小姐的直接对话；甚至在小说的一开头，便有“除了一个花匠兼厨师的老仆人之外，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可见叙述者对爱米丽实际生活的了解存在极大的空白。而与爱米丽小姐有来往的五位主要人物：父亲、黑人托比、荷默·伯隆和两位堂姐妹，叙述者与他们接触的并不多。有关于爱米丽小姐的父亲，小说中除了提到爱米丽站在父亲背后，而“父亲叉开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的叙述者印象中形象以及父亲赶走了所有追求爱米丽的青年男子外，并无其他叙述。黑人托比，叙述者曾向他打听过爱米丽的消息，但后来“我们甚至连她病了也不知道；也早已不想从黑人那里去打听什么消息。他跟谁也不说话，恐怕对她也是如此，他的嗓子似乎由于长久不用变得嘶哑了”。可见，叙述者“我们”与托比交流不多，甚至可以推断的是，即使有人向托比打听爱米丽的消息，托比也不会对爱米丽的私事多说什么，因为托比侍奉了爱米丽小姐一生，对爱米丽小姐极其忠诚。在爱米丽小姐的葬礼上，托比在前门迎接完第一批妇女，“黑人随即不见了，他穿过屋子，走出后门，从此就不见了踪影了”，托比与爱米丽的一生紧密联系，爱米丽死了，托比也就不复存在。叙述者与荷默·伯隆和爱米丽的两位堂姐妹也交流甚少。荷默·伯隆是爱米丽小姐的父亲死后，爱米丽交往的对象，为人粗犷，“一个拿日工
资的人”，在妇女们看来，“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因此，这段恋情在叙述者“我们”看来便是一句情感复杂的“可怜的爱米丽”，整篇小说没有出现叙述者与荷默直接的交流。两位堂姐妹，叙述者对两人的评价是“更有格里尔生家族的风度”，以至于还没到一星期，“我们都站爱米丽小姐一边，帮她踢开这一对堂姐妹”，由此可见，叙述者对堂姐妹更不满，所以，平心静气的交流也就无从谈起了。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叙述者“我们”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身份，因此在事实叙述上的可靠性上也就大打折扣。比如小说第二部分，气味事件，叙述者叙述气味的来源是爱米丽小姐的屋子没有收拾干净，或是如法官斯蒂芬斯所说的：“可能是她用的那个黑鬼在院子里打死了一条蛇或一只老鼠”，然而，在通读完整篇小说之后，可以得知事实的真相气味是爱米丽毒死荷默之后，尸体所发出的腐臭味。因此，叙述者与隐含作者首先便存在事实层面上的不一致。
在伦理/评价轴上的不可靠方面：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者来进行叙述，而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潜藏着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作为叙述者的“我”站在现在去追忆往事；二是“我”站在过去，以一种正在经历事件的视角来叙述。里蒙·凯南分别将其归类为“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同时又可归为“故事外的同故事叙述”和“故事内的同故事叙述”。对于“故事内叙述”视角的可靠程度，里蒙·凯南认为，故事内叙述者由于身陷故事之中，卷入了事件，以及价值体系缺陷这类束缚，极易成为不可靠的叙述者。而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小说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回顾性双重视角叙述，即叙述者既身在其中，用见证故事的眼光叙述，又跳出故事，用现在更清晰的眼光来叙述，这就造成叙述者评价的不可靠性以及自相矛盾的独特叙述景观。关于“经验自我”的视角所导致的评价的不可靠性，小说第四部分：
“于是，第二天我们大家都说：‘她要自杀了’；我们也都说这是再好没有的事。我们第一次看到她和荷默·伯隆在一块儿时，我们都说：‘她要嫁给他了。’后来又说：‘她还得说服他呢。’因为荷默自己说他喜欢和男人来往……”
“两天之后人家又告诉我们她买了全套男人服装，包括睡衣在内，因此我们说：‘他们已经结婚了。’”
“不过我们都相信他此去是为了迎接爱米丽小姐作一番准备，或者是让她有个机会打发走两个堂姐妹。”
这几个叙述者“我们”的评论都是以“经验自我”的视角叙述的，叙述者深陷故事之中，以自己对事情的判断作出相关的评论，但在隐含作者的安排下，读者可以得知荷默无意与爱米丽结婚，真实情况是叙述者“我们”的评论并不可靠，两人至始至终没有结过婚，甚至荷默离开也并不是为“迎接爱米丽作一番准备”。而由于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回顾性的双重视角，因此，站在现在去追忆往事即“叙述自我”的视角在小说中也经常出现。第二部分，“那是她父亲死后两年，也就是她的心上人——我们都相信一定会和她结婚的那个人——抛弃她不久的时候”，这一处是叙述者从故事中跳出来，使得“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视角直接对照，而由于“经验自我”所具有的局限性被“叙述自我”用现在更清晰的眼光来加以叙述，使得叙述者“我们”——“经验自我”视角的不可靠性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虽然不时有“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视角之分，但小说从头到尾都是以第一人称复数回顾性双重视角叙述的，正是这种特别的视角加深了小说伦理/评价轴上的不可靠性。
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方面：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通篇以“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双重视角叙述，但“叙述自我”更清晰的眼光并不意味着更准确，以爱米丽小姐的父亲去世，爱米丽不承认父亲已死，“当时我们还没有说她发疯”为例，“叙述自我”以现在的眼光出发，认为爱米丽在不肯埋葬父亲之时（当时）便已经疯了，特别是跳出故事，以现在的眼光出发的叙述者“我们”联系到后来爱米丽杀死荷默·伯隆，更得出爱
米丽当时已经疯了的结论；而“经验自我”参与故事发展，受限于当时对后面事情发展的认知，认为爱米丽没有疯，原因在于“叙述自我”“我们”认为她“只好象人们常常所做的一样，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但在隐含作者的安排下，读者可以得知，爱米丽在父亲死后还与荷默·伯隆谈了一段无果的恋爱，因此，爱米丽由于家里有着“疯癫的血液”便在不肯埋葬父亲之时便已发疯这一评价并不可靠。而爱米丽只是因为“死死拖住抢走她一切的那个人”才不肯埋葬父亲吗？读者无从得知答案。而这种在读者感知上所产生的不可靠印象，反而会激发读者去细读文本，试图找出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并对小说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三、无法理解但需纪念的一个时代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以叙述者“我们”——与爱米丽小姐年龄相近且关心爱米丽生活的一小群男性展开叙述，但“我们”无论从身份、思想、立场都与爱米丽相去甚远，因而也就无从真正地理解爱米丽及她代表的那个时代。正如小说开头所写“爱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妇女们呢，则大多数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她房子的内部”，爱米丽代表着一个时代，“我们”没法理解那个时代，因而对爱米丽的所作所为一直是反对或冷嘲热讽的态度。“我们”与妇女们，老人们一样，对爱米丽与荷默的恋情是一句她已经堕落之后的“可怜的爱米丽”的叹息，虽然妇女们更多的是认为这是全镇的羞辱，认为此种恋情是青年的坏榜样，老人们则是对爱米丽忘记其“贵人举止”的叹息，“我们”不理解爱米丽，正如“我们”不理解爱米丽杀死荷默一样。小说第四部分，“我们”这样评价爱米丽代表的格里尔生家族，“她就这样度过了一代又一代——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爱米丽虽然是无法接近，“我们”对她也只能道听途说，间接接触，但她代表着“一个纪念碑”，是“我们”的过去，“我们”虽然不理解但仍旧要怀念她，因为她是无法避免的过去。
小说第一部分，沙多里斯上校为豁免爱米丽小姐一切应纳的税款编造的理由是“爱米丽的父亲曾经贷款给镇政府，因此，镇政府作为一种交易，宁愿以这种方式偿还”。对此，叙述者的叙述是“这一套话，只有沙多里斯一代的人以及像沙多里斯一样头脑的人才能编得出来”，这与在与妇女们想干涉爱米丽与荷默的恋爱而“迫使浸礼会牧师——爱米丽小姐一家人都是属于圣公会的——去拜访她”形成鲜明对比，破折号表示补充说明，但也蕴含隐含读者的价值取向，妇女们竟然想请与爱米丽不同教会的牧师去说服爱米丽，这简直就是荒唐可笑！而后来，“沙多里斯上校的同时代人全都把女儿、孙女儿送到她那里学画，那样的按时按刻，那样的认真精神，简直同礼拜天把她们送到教堂去，还给她们准备二角五分钱的硬币准备放在捐献盆子里的情况一模一样”。至此，在隐含作者的安排下，读者不由地感受到沙多里斯上校那一代人为照顾爱米丽的自尊心所编造的“善意的谎言”是多么温情脉脉。而联系福克纳在众多小说中所表现的对现代文明的排斥和对传统文明的留恋，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福克纳曾说：“我爱南方，也憎恨它，这里有些东西我本来不喜欢。我出生在这里，这是我的家。因此，我愿意继续维护它，即便是怀着憎恨”，只是爱米丽最终“死在楼下一间屋子里”，黑人托比也消失不见，这个时代最终结束了。“我们”作为爱米丽的同辈人，是那个时代最有发言权的讲述人，虽然不可靠、不理解，但也只能靠讲述爱米丽小姐来缅怀和追忆那个时代。而标题“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既是与爱米丽同辈的一小群男性甚至是听叙述者“我们”讲述爱米丽故事的全镇居民，也是隐含作者所献给过去那个时代的一朵玫瑰花。
四、结语
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以“我们”——爱米丽同辈的一小群男性居民为叙述者，以“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混合的双重视角叙述了不为“我们”所理解的，以爱米丽为代表的过去的一个时代。而叙述过程中的所体现的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伦理/
评价轴上的不可靠评价、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读解连同“我们”这一叙述者身份的不可靠性正好印证了“我们”对过去那个时代的虽然不理解但仍需纪念的隐含作者意图。
参考文献
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