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传统的实际，是否适合语文学科性质的实际，是否符合师生的实际，还是值得深思，许多老师对新课标提出了不少的积极建议，精神可嘉，说明“新课标”还确有修改的必要。
其次，唯物辩证法是语文教育研究的认识论
所谓唯物论，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究实效，而不是从个人主观忆想出发；一切结论不是来源于开头，而是来源于调查研究的结尾。至于辩证法，就是要辩正地对待一切，正确对待和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妥善地解决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我们从叶圣陶的论述中，概括出辩证法的若干方面。
一元论
所谓一元论，这是一种认识论；与之相对立的是“二元论”，即把原本不能分开的事物，机械的分割开来认识。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在语文教育研究和改革之中，两种对立的认识方法较为普遍的存在，所以叶圣陶指出：“咱们决不能作二元论的想法，一方面内容，一方面形式。咱们只能作一元论的想法，内容寄托在形式里头，形式怎么样也就是内容怎么样。（17-487）“就写作而言，只要内容好，语言好不好没有关系。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要知道，内容跟形式是分不开的，哪有形式上乱七八糟的好内容呢反过来说，有了好的内容，必须用好的形式才能表达出来。”（17-79）
主次论
在语文教育研究方面，到底是教育内容重要还是教育方法重要。当然二者不能绝然分开。但是就一般教学的目标而言，对于内容的研究应该为主。语文教学，首先必须弄懂教学的内容，教学的内容决定教学的方法，而不是相反。而目前的倾向是大讲方法的改革，而不大讲内容的研究。在叶圣陶看来，教学方法固然重
要，但是熟悉教材尤其重要。他指出：“熟习某一门学科，可是不擅长教学方法，未必能教好某一门学科。不过要认清主次，一定要熟习了内容，才说得上教学方法；熟习内容还没有做到，空谈教学方法有什么用”（11-222）方法与内容孰重孰轻的问题，并不是所有老师都已经解决了的。从实践来看，老师个人花在熟习教材的时间和工夫并不多，从群体研究来看，不管是教研组内的集体备课，还是对公开课的评价，着眼于内容的并不多。因此目前的教育研究有点儿本末倒置。其实，从哲学的层面来说，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方面，永远是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相反。我们说许多教师语文课所以上得好，关键在于教者对教材理解得深刻、正确，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种内容的创造性理解，决定了与之相适合的创造性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就自然好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老师对所教的内容毫无理解，而能上好课的。事实说明，适合内容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统一论
统一论与一元论的关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种角度。“一元论”是观察问题的方法，而“统一论”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叶氏强调辩证“统一论”，所指较为宽泛，例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字、语言、思想的统一，目的与方法的统一，文与道的统一，而现在新课标的一些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强调“人文性”忽视“工具性”，只讲互动，不讲预习；只讲综合体验，不讲具体分析；只讲发展，不讲训练；只讲创新，不讲启发；强调自主探究，不讲启发诱导等等，大有因噎废食，因人废言之嫌。从分析来说，恩格斯早就强调指出，离开了分析就没有综合，离开了综合也就没有分析，离开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就没有他的另一方面。只不过是什么时候运用而已。没有一定的分析，怎么能达到整体感悟体验呢又如，“文道统一”既是创作原则，又是教育原则。它们都是以哲学“一元论”
为依据的。内容与形式，语言文字与思想内容是不能分割的，是互相依存的：“文”离不开“道”，“道”也离不开“文”。
其实，对于辩证统一的原理问题马克思早就解决了的。他认为，事物具有内在统一性，有这样的两句格言：“‘是’同时成为‘是’与‘否’，‘否’同时成为‘否’与‘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2页）所谓“同时成为”就是同时包含，同时共有。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作为外部对立的矛盾双方，“是”一方内部的二重性就是“是”与“否”，“否”一方内部的二重性就是“否”和“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关系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多样性
叶圣陶提倡教法的多样性，他说：“方法问题总不宜‘定于一’。我不敢说斯霞的经验是唯一的好经验，更不敢鼓吹大家非照她的办不可。因为研究和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别位老师取径不同，却能取得跟斯霞老师同样好的经验，我相信不在少数。这是一。其二呢无论别人的经验多么好，总该领略它的精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要是生搬硬套，学习好经验可能得到坏结果。”（17-351）其三，每一位真诚的有经验的老师都有各自的风格，特点，独到的本领。……凡属参考学习的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灵活变通，进而创造出自己的路子来。不顾实际，照办别人的作法，效果往往不怎么好。”（17-406）确实，教法是由目标、教材、对象、教者的知识、个性以及教学环境决定的，这些要素千差万别，方法就必然千变万化。如果教法“定于一”了，既没有了针对性、也就没有了创造，没有了发展，没有了个性。实际上也就取消了方法。
融通性
这是对待资料的辨证原则。叶圣陶说：“对于古代伟大的思想的研究，‘食而化之’是可以的，‘酌而采之’是可以的，研究某说即我信某说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样就把你的进程阻挡住了。在现代的时代，要研究哲学、教育、心理等科，应当从现代的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入手；古代的呢，都只给我们做参证的材料；这才会有永远进展的希望。这是说融通的性习的必要。”（17-441）研究什么就信从什么是要不得的，信从必须是在研究得出结论之后，而不是在先。研究过程中的任何资料，都可以拿来作为参考的证据，但是，不能盲目信从，不能先入为主，也不能因人废言；不能认为要对一切都对，要错一切都错。这种形而上学的态度在于对待不同的意见缺乏应有的分析，对利弊得失一概不甚分明，而盲目作出结论。既不能“食而化之”又不能“酌而取之”。这为学术研究之所忌。
全面性
全面性，就是对于教育问题，尤其是在教育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问题，“应该考虑教育的各个方面，除了积极方面应当如何如何，还得从消极方面想到不该如何如何。”（17-385）研究问题一定要两面考虑，积极与消极，正面与反面，经验与教训，传统与现代，正途与误区，等等，这也是研究中的辨证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决不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任何事情，遗其本旨，流于形式，均属不好。”（《答教师的100封信》34页）
第三，具体的操作方法 （一）独立与协作的结合 1、独立研究为主
就一门课的教学而言，教学是教师的个体行为，上好一门课，就得靠任课者自己的努力。叶圣陶一直强调，教师的成长与发展，要靠自己，“要自己解放自己”，
研究和改革必须老师自觉进行，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作用。早在1919年叶圣陶就说：“教育事业原是教师做的，教师不能只等旁人来“觉我”，要靠自己觉悟。“自觉”和“外铄”，在旁人看来似乎没有区别，在实际精神上却大异其趣。凡是人生的一切，从“外铄”得来的，虽言表名理，行合正谊，也不过是被动的；若是从“自觉”得来的，便灵心澈悟，即知即行。我是个小学教师，所以我要自觉！我希望小学教育收到真实的功效，所以要请许多小学教师一同“自觉”。（《11-21）
教师需要真正的修养，需要丰富的知识，全面的能力，这是任何人所不能代替的，要靠自己艰苦的历练，认真的学习。有的知识，即使大学里学过了，也未必真正学到手。例如，做教师需要心理学、教育学、教学论以及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但在教学实践与研究实践中，既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又不能发挥其解释作用。这就需要在实践中补课。今天的教师应该研求深广，否则只是侈谈教育研究而已。叶圣陶认为：“任何知识都是这样的，仅仅浮在面上，猎涉一点儿概要，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越是往深里往广里去研求，越是容易豁然贯通，化为有用的经验。”（11-70）这里使我想到有的教育家所说的，抄十年教案，成不了一个名师；如果写三年教学反思就可能成为名师。因为您抄的人家的思考，是人家的东西，自己并没有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没有融会贯通，不是自己的积累，没有纳入自己的知识系统，没有成为自己的血肉。
2、协作研究不能少
叶氏的协作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集体研究。早在1919年叶氏才从教四五年，他就意识到：“但欲期一事之进于优善，尤贵多人之共同讨究。……深望教育界诸君子审查一过，或将此种理论试验而评其成绩。于此或为赞许，或加匡正，
叶圣陶语文教改方法论思想的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