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新时期文艺理论教材的三大亮点
摘要：新时期文艺理论教材出现了一些显著的特色：其一，逐渐摆正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的影响，重视学科的自主性，侧重自身理论问题的研究，兼顾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其二，重视东、西方文艺理论的个性差异，表现出寻求平等对话、融合双方优点、书写主体间性的理论文本的努力。其三，表现出理论和实践并行，充分重视接受者思维、批评实践等多方面能力的培养。把握这三大亮点，有助于文艺界洞察、呵护文学理论健康的走势，做到与时俱进，增强学科活力。
关键词：文学理论；学科自主；主体间性；可操作性
一、摆正意识形态的影响，确立学科自主性，侧重文学自身规律的探索
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是指政治权力上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解放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的影响还是局部的、有限的，其他域外文论，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也有一定的影响。解放后国内国际的话语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人主要向苏联学习，文艺理论主要是移植苏联的文论，毕达可夫、柯尔尊等苏联专家还应邀来华讲学。他们的讲稿《文艺学引论》《文艺学概论》(分别于1958年195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及季摩菲耶夫的《文学理论》基本以反映论和形象论为支点，对我国的教材影响很大。苏联文艺学教材对中国文艺理论教材产生的最大影响是，“在文艺学教材中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的指导地位，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来解释文艺现象。”由于浓厚的政治语境，文学理论在思想、内容、方法上带有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倾向。比如：用政治批判代替文艺批评，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生硬地解释众多文艺现象。在我国学习苏联的文论，结合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周扬指导下编写了两本统编教材。一是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出版上册，1964年出版下册)。一是蔡仪的《文学概论》，1963年已形成讨论稿，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学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等类似章节仍出现在这两本书中。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一概斥之为“粗糙拙劣”、“悲观绝望”、“艺术的堕落”，留有标语口号式的政治色彩。这两本教材具有“系统性”、“知识性”、“规范性”，是与计划经济、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文艺学教材。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沿着以群、蔡仪等前贤探索的道路，思想上不断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文学理论从政治的羁绊中逐渐解脱出来。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出现了刘叔成、郭正元、童庆炳、王先霈、陈传才、张孝评、狄其聪、胡有清、姚文放等编写的教材。这些著作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更新文学观念，内容上削减了专题化的马列文论内容，重点研究文学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尝试吸收百年来西方有价值的文学理论和中国古代的文论资源，聚焦文学作品，重点探索文学自身的属性。90年代中后期，我国文艺界
对西方文艺理论有了透彻的了解，文学理论摆正马克思主义指导，能以辩证的姿态吸收西方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最新成果，逐步确立了学科的自主性。比如：刘安海、孙文宪编写的《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1999年版)，在探讨理论问题时，摆脱了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能以正常的学术心态探索文学与“人学”、文学和政治等重大命题，在研究文本时扬弃了英伽登的现象学阐释模式，同时吸收《周易·系辞》以来对言、象、意关系的认识将文本的结构划分为语言层、现象层、意蕴层三个层次。2005年王先霈等专家又推出《文学理论导引》、《文学批评导引》等系列教材，思想上体现了辩证思维的理论光芒和时代高度。
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渐进的过程。举例说，童庆炳的“换代教材”《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修订版)明显具有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文学理论著作的特点。该书设有专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属于马列文论专题的内容仍然很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南”、“中国特色”等，属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本身的理论探索也有阐述。“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的观点，是对文学的审美特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折中调和，吸收了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果，同样“呈现了权力关系与学术知识的同构性”，打上了时代的印记。2005年作者推出的修订版《文学理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只在第四章《文学与文化》中探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第十章《文学批评》的一节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原则。而整个全书显示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最新水平，在文艺理论教材建设上体现出作者海纳百川的视界、不断自我超越的追求，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文学理论建设指导思想上逐渐走出庸俗社会学的误区，解决了思想观念问题，学科自主性逐渐得到确立。文学理论的知识结构、具体内容得到深入的探索。
二、寻求平等对话，书写主体间性的文学理论
根据钱中文的观点，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与国外的相比发生了两次错位。第一次自20世纪初始，一直到70年代末，国外文艺界侧重文学本体的研究，而我国文艺话语却重视文艺的政治功能等“外部研究”。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现第二次错位。西方理论界发现了“内部研究”的弊端，自觉地探索文学研究的新空间，从而后殖民主义批评、生态批评等新方法逐渐兴起。季摩菲耶夫和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同是出版在1948年前后，由于接受语境、历史背景不同，在我国出现了戏剧性的接受过程。此时，我国文艺界转向演习韦勒克和沃伦的理论，如饥似渴地吸收欧美的文论，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演绎了西方近百年的文论历程。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话语跟着西方说，存在比较明显的“食洋不化”、“西化”的倾向。1985年是文学理论的“方法年”，所谓方法大多是从欧美引进的方法，原创性不大。“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
文艺界还认识到中国传统古典文艺理论急需现代转型。
80年代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狂欢化诗学”，引进到我国文艺理论界，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人们认识到对话是生命、社会生活、学术的本质。“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由于胡塞尔、哈贝马斯等人关于“主体间性”的理论的引入，人们认识到把文学活动看作“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的对话、交往，是自我和他人的认同，因而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对生存意义的体验”。编写文艺教材在更新主客对立的认识论之后，面临双重任务：一是吸收外来理论精华，二是正确面对民族传统。文学理论在9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民族主义的危害，努力站在时代的高度，整合国内外自古迄今人类在本学科领域的最优秀成果，书写主体间性的文学理论文本。在宏观体系上吸收季摩菲耶夫，韦勒克、沃伦等著作的构想，大致包括三个方面：文学的原理、文学批评、文学史的理论。在研究的内容上兼顾“内部研究”、“外部研究”。在研究的要素上包括宇宙、作品、艺术家、接受者四大要素，还有体验、创作、接受等复杂互动的过程。这一认识自艾布拉姆斯的观点引进到我国以来一直得到首肯，现已深入到许多著者的心中。在方法论上能具体对待国外百年来几乎所有的文论派别。尤其是读者接受方面，世纪之交的教材大都具有成熟的论述。比如：南帆等人的《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宏观上分上下两篇，仍包括文学原理等三个方面。上篇两部分内容的划分受内部、外部研究的影响。下篇第二部分采用四大要素进行谋篇布局，在方法上吸收新批评、叙事学等文论的重要成果。能在跨文化的语境中立足本土体验，寻找、梳理百年来现当代文学理论自身的传统。在文化学的大人文视野中突出学术前沿问题，自觉建构当代的文学理论话语，探索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
应当说我国文艺界向苏联学习、向欧美学习体现出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包容心理、焦虑心情。在学习的过程中早有一批专家，比如杨晦、黄药眠、以群等，非常重视传统文论的民族特征。比如：以群等人的《文学基本原理》就很重视吸收中国传统的文论资源。美国学者刘若愚采用中西比较的视角将中国古典文论分成形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以及实用论六种，发掘其特质和价值。这种整理、研究对于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吸收古典资源是非常有益的。张孝评的《文学概论新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全新版)努力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在学理上会通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风格出众。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新编》(2005修订版)在编排形式到内容上都采取平等对话的立场，集中体现文学理论自身理论建设到付诸实践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半个世纪前柯尔尊曾指出，“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印度、阿拉伯等文学——的丰富经验还没有充分运用于文学理论中。”如今这一现象有了明显的改观。在主体之间择优而用，融会贯通，原创性才有可能。只有在不同民族的平等对话中，文学理论的总体经验才会不断增殖。
三、理论和实践并行，可操作性受到重视
管窥新时期文艺理论教材的三大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