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和“水”的关系】 鱼和水的关系

【“鱼”和“水”的关系】 鱼和水的关系

【“鱼”和“水”的关系】 鱼和水的关系

编者按：当代的中国为什么要提倡电视生态美学研究，原因是当下电视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甚至处于恶化的边缘。人们在精神世界里苦苦追寻的价值观正被人们自己抛弃，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价值观沦丧的危机就潜伏在他们的身边。电视艺术的生态美学研究是该被提上日程了。

当今世界，科技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自由与幸福，但也使人们生活在科技的摆布之下，他们没有过多自己的选择，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变成了对媒介反映的反应。电视作为现代传媒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媒体，不仅提供着大众生活的内容，而且提供着大众生活的方式。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说过：“不知道谁最早发现了水，但可以肯定不会是鱼。”①美国一位传播学者在一次国际性媒介研讨会上对麦克卢汉这段风趣而机智的话又有所延伸：“媒介如水，当代人就像水中的鱼。如果水被污染了，鱼是不会知道的，鱼只会在有害的水中生病或死去。”鱼和水、媒介和大众，是一对很具巧合性的隐喻对象。

学者的论调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受众对电视媒介依赖日益加深的今天，电视艺术生态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作为电视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即电视的主创人员，他们应该有理性、有灵性，除了取悦受众，理应承担陶冶人情操的高尚社会责任。他们不该像“鱼”那样，生活在“水”中却发现不了“水”。众所周知，任何一种事物要想健康地发展，必须有它自己的对立面存在，并且使其对立面发挥作用，这样才能有效地监督自己、完善自己和发展自己。电视生态的发展也一样，它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生态垃圾和污染。当下处于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电视正进行的内部改革，必须在生态美学观念的指导下，彻底实现新技术条件下的频道观念转换，从全局着眼，成功地实现中国电视从传统型电视到生态型电视的转型，避免进入频道建设的新一轮误区。

收视率，一度在中国电视由传统型走向市场化的转型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它为客观评价电视节目提供了量化指标，因而相对客观地决定着中国电视节目的命运，曾经树立了鉴别电视节目优劣的权威地位。如何看待电视收视率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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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社会舆论的力量游走于崇拜与讨伐之间，电视研究者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收视率，不仅对于电视节目的引导有失公允，长远地看对于中国电视艺术事业的发展也极为不利。因此，有必要探讨中国电视收视率的正名之路，以倡导健康文明向上的“绿色生态收视率”。

收视率作为一个市场指标，以它为标准来考察电视节目优劣也无可厚非，因为收视率的高低总是和电视台的经济效益相联系。电视的主创人员考虑广告经营活动，对电视节目进行增删取舍，收视率让他们找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电视发展的筹码。但是，唯收视率论成败的思想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电视作为消费时代大众文化消费的主要模式，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商品经济时代金钱的烙印，以金钱为标准势必降低电视节目的观赏品味，导致以低俗媚俗庸俗为代表的“三俗”文化泛滥起来，电视艺术传统的价值观在流失。据报载：“重庆卫视改版红色频道后收视率大幅下跌。”20XX年到20XX年，重庆卫视打造“英雄剧”平台，收视率最好时一度排到省级卫视第三，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娱乐星工厂》也是当时重庆卫视的王牌产品。20XX年，频道主题被提升为“英雄志”，20XX年更进一步升华到“中国红”，特色更鲜明了，收视率却节节下滑。在刚刚出炉的3月收视榜单上，重庆卫视排名全国第34，省级卫视中排名第22，比改版前大幅下跌。②

收视率迷信的发生，使电视媒体陷入自身唯功利是图的泥潭，诱发了整个电视生态环境的恶化。收视率作为一种专业化的对观众收视行为高低的研究数据，存在有其合理的空间，收视率研究的确在电视文化营销和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突破意义，它将电视社会学的人文研究从定性研究扩展到了定量研究，将电视市场学的模糊控制导入了数字控制。但是，对收视率的使用一定要有科学而审慎的态度，一味地以收视率来决定媒体的节目行为，会导致一场人为制造的“科学迷信”诱发的电视生态系统灾难。首先，收视率的调查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无论是日记调查法还是收视调查仪，其数据本身只是一个概率，而不是一个精确数据。其次，数据的调查存在一定的前提条件和范畴规定，对同一节目在不同的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数据结果。因此，对数据的使用，也不能做简单化的取高舍低的处理，而应该有一定的规定和界限。事实上，目前很多电视台的做法都是将各个调查单位的各种调查数据拿过来之后，去掉对自己不利的，筛出对自己有利的，然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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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出去当成频道或节目的脸面加以宣扬。所以，这种收视率只是电视台为了炒作自己的电视节目而制造的噱头。

电视节目不但是商品，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由于有些电视制作人忘记了时代与社会赋予他们的历史感、责任感、道德感，粗制滥造的电视节目在广大观众当中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毒害电视生态系统的精神生态环境，尤其是毒害了青少年观众的心灵。除了认识到电视是文化商品之外，还应该认识到电视作为文化形态理所当然承载表现人类精神价值之功能。所以，对观众收视行为的观察和研究，严谨的态度应该是在收视率以外参照电视节目“欣赏指数”，即在观众对节目“认知度、了解度、喜欢度、推荐度”等指标的确定情况下取得的对节目整体素质的评价。事实证明，仅凭收视率论成败，只考虑电视台的经济效益，其结果只能是将一大批高品位的电视节目排挤出屏幕之外，保存大量庸俗搞笑的纯粹娱乐化的电视节目，降低电视台自身的文化品位，污染电视生态系统。尽管收视率确实在中国电视二十多年的市场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收视率作为一种“文化杀手”本身带来的众多社会负面影响，更应该引起电视出品人的重视。

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追求和建构精神心灵的家园已经成为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根本追求。由于人类文化传播媒体方式的改变，曾经被捧上神坛的精英艺术，不得不走向世俗，由昔日的阳春白雪变成了今天的下里巴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艺术的神圣性，一度使得大众消费文化任意泛滥成灾。人们在无边的欲海中醉生梦死，歌舞升平。但是，大众文化并非“盲从文化”。所谓文化观众在屏幕前纷纷离席，并不是对电视简单地“秀才”式的苛责，而是由于书籍文化为凝结点的人类丰厚的文化精神品质，在电视电子媒体面前严重失落和变形。这种失落和变形体现在日常的节目中，已经具有了其毫不隐蔽的似乎已是“合法”的形式。这就是以煽情代替抒情。

打着心灵、情感的字眼，煽情电视节目催下了观众的眼泪，也催高了收视率，但由于煽情过度，常常出现无法收拾的情景。首先，节目会变得陈旧。一成不变的提问、固定不变的催泪模式，让人对《艺术人生》的煽情由疲劳到生厌。此外，主持人朱军的煽情艺术只对内地艺人有效，对港台的就失去了威力，典型的失败例子是“无间道”剧组访谈和张学友“德艺双馨”事件，都明显地见出这个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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