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关注一点速度，多关注一点转型
作者：卢中原
来源：《全球化》 2015年第2期
卢中原
摘要：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步放慢，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增长、资本增长和效率提升等三大供给面因素发生了变化，其中，前两者的贡献减弱而效率提升的压力在加大。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有了新起点，为深化变革打下新基础：消费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转型升级蓬勃展开，就业渠道空前扩大；国际收支状况改善，出口结构深刻调整；区域转型动力和企业承受力逐步增强。分析和预测短期经济走势，不仅要看反映经济当前变化的同步指标，还要看预示未来几个月经济变化的先行指标，多关注先行指标的变化，才好准确判断未来短期的经济走向；从年度看短期经济增长，要侧重分析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围绕中长期目标，年度经济增长速度允许有一个浮动范围，不超出这个浮动范围，年度经济增长就是稳定的。因此，不必过于忧虑速度放缓，而应多关注和推动转型。
关键词：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 转型升级 结构调整
作者简介：卢中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市场学会会长。
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处于趋势性放缓的过程中，主要是由于供给面的劳动力增长、资本增长和效率提升三大因素发生了变化，即前两者的贡献减弱而效率提升的压力加大。考虑到资源环境等综合成本上升和利润空间缩小，高投资、高消耗、高排放的模式不可持续，经济增速放慢更是顺理成章。伴随经济减速，深层次变化正在发生，投资、消费与出口三大需求的关系趋向协调，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和就业主渠道，国际收支改善和出口结构调整深刻，产业迁移和优胜劣汰十分活跃。同时，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消费升级带来的巨大需求，仍会拉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长期较快增长，并不会出现所谓崩溃。因此，不必过于忧虑速度放缓，而应多关注和推动转型，以利实现全面小康的前景。
一、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供给面因素发生深刻变化
中国经济出现增长速度逐步放慢，客观上属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不是通过短期刺激就可以马上增长起来的，大起大落也很难出现了，这是相对稳定的趋势性放慢过程。一般讨论的年度经济增长侧重分析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从中国中长期发展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加上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由温饱型上升到小康型，这“四化”和消费升级如果协调推进，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基本面是相当旺盛、强劲的，不需要有太大的担心。而研究和预测中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侧重分析供给面的因素：一是新增劳动力的贡献，二是
新增资本的贡献，三是效率提升带来的贡献。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供给面因素在发生深刻调整。
首先，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人口学界曾预测，2015年-2 016年适龄劳动力增长为零，其后为负。但2012年适龄劳动人口已经绝对减少315万，同时，每年又新增加700多万大学毕业生，出现了结构性就业矛盾。适龄劳动力提前3～4年出现了负增长，意味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这是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第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没有考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我把它放在效率提高这一因素里面。
其次，人口老龄化致使新增资本的贡献减弱。中国人口“未富先老”，而且发展极快，老龄化带来储蓄的相对减少与消费的相对增加，这对于扩大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而对于高投资支撑的高增长率来说，却是一个不利因素。储蓄增长放慢以后，
高投资率的增长就会放慢。由此可见，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供给面的两大因素都在减弱和放慢。
第三，效率的提升。这取决于以下五个主要因素：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管理改进、劳动力素质提高与制度变革。如果从这五个角度推动效率提升，潜力将会很大，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这方面。同时，要注意这五个方面大部分可能是慢变量。比如，管理改进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可以是快变量，通过增加培训与加强管理，能够调动出一些增长的潜力；但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制度变革往往是慢变量，比增加培训与加强管理所产生的影响要慢，比刺激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所造成的短期影响来得更要慢。
可见，在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过程中，供给面的三大主要动力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趋势性下滑是不可避免的。当然，30多年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也是必须考虑到的因素，它导致综合成本上升和利润空间被挤压。在这种情况下，微观经济再投资活力肯定较弱，也必然影响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来源、利润来源、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而不可能仅靠短期宏观经济刺激，即使多上一些大项目、人为制造一些“增长点”，也很难奏效。
二、中国经济转型有了新起点，为深化变革打下新基础
（一）消费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09年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投资和出口占的比重很大，特别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大于消费。而从2009年开始，我们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连续多年是负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拉动。目前，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了投资，2014年1月-9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累计达到48.5%，超过了投资41.3%的贡献，更是超过净出口10.2%的占比。这说明，中国过分依赖投资与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改变。三大需求的关系越来越趋向合理，尤其是消费需求的贡献超过投资需求，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把这种趋势稳定住，这是衡量中国经济转型成效的一个关键标志。
（二）产业转型升级蓬勃展开，就业渠道空前扩大
地区间产业迁移日趋活跃，生产要素跨区域整合形成新增长极。东部传统产业加快迁出，中西部主动承接，突破行政区划培育产业集群，如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等，有力拉动中西部区位和资源优势转化为后发经济优势，提升东部产业层次和高端竞争实力。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压力加大，动力增强。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新技术革命催生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和路径，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带来新的可能。专业化分工和产业融合各显其能，优势互补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
服务业活力凸显，成为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和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服务业活跃程度连续多年超过制造业，一直处于扩张区间。最近几年来，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往往在50的荣枯线上下徘徊，有时连续几个月低于50，落入收缩区间。相比之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一直高于制造业，繁荣的时候高达60左右，低迷的时候也高于53，从未低于50以下。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这一比重预计超过47%，提前一年达到“十二五”规划的预测值。从总规模看，中国服务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甚至跃居世界第二位；按比重排序，中国初步达到了“三、二、一”的现代产业结构；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新兴服务业成长迅猛，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新兴业态迅速拉动另一个新业态的繁荣，例如国内快递业大部分业务是为电子商务和网购服务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2013年，中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在全国就业总数中的比重已经连续3年超过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预计2014年会继续保持这一态势。这标志着中国产业结构升
级的阶段性变化。从经济增速和就业增加的关系看，中国经济增速最近3年连续低于8%，但是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超过预期目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彻底颠覆了过去长期形成的经济增长必须保8%才能保就业的思维定势。在经济增长速度逐年放慢的情况下，2014年宏观调控的新增就业目标不但没有调低，反而比以往的900万人还调高了100万人，这个底气正是来源于产业升级的态势，特别是服务业发展的潜力。
看到产业结构和就业渠道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一个点、半个点就不那么重要了。这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真正的实质性进步。
（三）国际收支状况改善，出口结构深刻调整
在2014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的顺差和资本项目的逆差同时出现。这意味着两者相抵后国际收支改善，趋向基本平衡。而前几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出现“双顺差”，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中国目前人均GDP只有7000美元，而外汇储备总量却高达4万亿美元。这无疑是综合国力和国际信誉提高的大好条件，同时带来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压力。资本项下出现逆差，说明“走出去”对外投资数量扩大、能力增强了。经常项下还是顺差，说明中国出口竞争力仍然较强。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还要看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是否合理，是否低于3%。这是欧盟认定的2009年金融危机国家健康状况指标之一。2007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率高达10%以上，确实是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一个原因，也成为国际上攻击中国依赖出口的口实。从贸易顺差占GDP比重高达10%调整到3%以下，中国仅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已经连续4年保持在3%以内。这是我们扩大内需、增加进口、淘汰大量落后生产能力的结果。
加快转型还表现在出口结构的改善上。目前，中国一般出口贸易的比重由原来的43%上升到53%，上升了10个百分点；而加工贸易的比重由原来的57%降到47%，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这是非常积极的变化。做到这一点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要淘汰和放弃原来熟悉和依赖的很多东西。比如，广东东莞现在提出来的加工贸易升级，要求加工贸易企业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而是给外商进行贴牌生产，没有独立的产品和品牌，谈不上研发设计能力，无需营销网络和营销策略，也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实际上就是一个个附属工厂和车间。现在改变这种低端的加工贸易模式，向独立的企业法人升级转型，意味着中国开放型经济正在努力向国际分工的中高端迈进。
人民币升值对于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重要的杠杆。但是，加工贸易对于人民币升降是没有反应的。因为加工贸易进出口全部是以美元、日元、港币等外币计价，与人民币升降没有关系；加工贸易营销网络和市场固定，与人民币的变动也没有关系。所以，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首要动力是我们自己的结构调整、体制变革和理念更新。随着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而其比重明显降低，人民币币值变化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就增大了。一般贸易的比重越高，人民币升值就会越来越抑制出口；同时可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的外国货及劳务，有利于扩大进口和满足内需。因此，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和出口结构改善，实在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成果，对我们下一步的政策思路和体制变革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四）区域转型动力和企业承受力逐步增强
只有看到中国经济发生的深层次变化，才能平静地对待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而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目前，中国东部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中西部下降得更明显，更早地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东部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进入高收入社会的门槛，所以，东部地区正在面临高收入社会遇到的类似问题。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更要依靠提高增长质量、促进淘汰落后、技术创新、产业变革、发展民营经济、鼓励产业迁移等。也就是说，更要寻找新的动力来源、利润来源、增长来源，构建新的增长模式、盈利模式、商业模式，明确体制变革的方向，推进经济转型。东部地区在这些方面相当活跃，例如，当地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高于
少关注一点速度,多关注一点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