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_《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几篇读后感，供大家参阅

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开始于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并且继续 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 、 《古犹太教》 里进行探索。 他所完成的那三个主要研究都关注于宗教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 社会阶层与宗 教理想间的关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

韦伯专注于探 索中国社会里那些和西欧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与清教徒的对照， 他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 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

社会学》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三本主要著作。在 这本书中他检验了印度社会的架构， 对照了正统的印度教教义与非正统的佛教教义， 以及其 它民间信仰的影响，最后并研究这些宗教思想对于印度社会在现世上的道德观的影响。

《古犹太教》是韦伯对于宗教社会学的第四本着作，韦伯试着解释「各种情况的结合」 导致了早期东方和西方文明的差距。

在政治和政府的社会学上， 韦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一篇名为 《政治作为一种职 业》 (Politik als Beruf)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韦伯提出了对国家的定义：亦即国家是一 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 他对于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这本书经典 的对照了宗教在经济发展上产生的影响。 韦伯对于经济学的其它主要贡献 (整体上也是对于 社会科学的贡献)还包括了他在方法学上的研究：他对于解释社会学(Verstehen;此词来自 德语，意为理解)的理论和反实证主义(又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 韦伯对经济学还有其它一些贡献：包括了经过认真研究的罗马农业历史，和他在《经济 和社会》 一书里述及的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两者对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影响， 韦伯也在书中呈 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批评。最后，他在《经济与历史》 (Wirtschaftsgeschichte)中的 仔细研究则可以被视为是经济历史学派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最初分两部分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 献》 ( 1904-1905 )第七卷和第十一卷。1920 年作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部分 被重新

出版。在新版本中，韦伯做了许多修改，并在注释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时 要回答各种批评。在这部著作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 以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

本书写作的背景时代是 20 世纪初期的德国。彼时工业文明在德国已经发展到相 当的高度，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在这场大变革中产生、稳定，成为新兴阶级。资本 家对金钱的追逐，与工人阶级对本职工作的坚守，成为社会的主流现象。社会现象的 背后，是否存在着文化上的联系，而社会现象本身的来源又是什么?韦伯认为宗教的 力量的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起到了塑造人类内在精神气质的作用。同时，这也是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想要证明的问题。

韦伯在该书中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全书正文分两部分，共五章。除了开头一部分作者引言，第 一部分是“问题” ，分为“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 “资本主义精神” 、 “路德的天职观：本书 的研究任务” ;第二部分是“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 ，分为“入世禁欲主义的宗 教基础”以及“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为了证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而 后者在韦伯的论述中，就是理性

精神。 在论述中，韦伯以加尔文宗的“预定论”为主，围绕这一教义的内在精神阐发宗教对信 徒的影响。预定论要求人们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工作，并且只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人们在现 世的一切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显示上帝的无上地位与荣耀。 “预定论”认 为，世上的人分为“得永生”和“受永死”两种，并且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在上帝创世之前就 决定好的，上帝不是因为一个人具有多么高尚的德行而让他享受永生，而仅仅是为了“使他 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

基于这样残酷的教义，每一个信徒实际上是被孤立了，他们不能 通过什么改变自己的被预定的命运， 不论他的命运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而其他任何一个人 也不能帮助他们。 在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话时，我感觉到，既然对那些已经被上帝拒绝的人来说，他无法 通过任何途径获得救赎，那么信奉上帝又有什么用处呢?上帝既然无法拯救被赐永死的人， 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难道仅仅是在侍奉上帝之后被打落地狱吗?这极度违背现实， 不符合人 的一贯价值取向，同时这样的教义也是难以长久存在的。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这个教义的妙处在于，一个人是无法在活着的时候知道自己死后 的命运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是上帝的选民是未知的。任何人都可能在死后得到永生。 如果一个人要尊奉这样的信条，必然会扪心自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不是上帝的 选民?对于加尔文宗的创始人，即加尔文本人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自然对自己被选召的事实深信不疑，所以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含混不明：只要 信徒具有对上帝的终极“笃信” ，那么便可以确定自己的蒙恩状态。这个问题显然不能令广 大的信徒满意，所以衍生

出了两种确定方法。 第一点，是从加尔文的话中衍生出来的，即个人坚信自己被选召，任何疑问都是魔鬼的 引诱。

第二点，忙碌的世俗生活是获得这种自信最为合适的途径。而后一点正是鼓励信徒们 入世积极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宗教基础。 除了通过信条鼓励信徒们参加世俗活动， 加尔文宗 同任何宗教一样鼓励信徒行善积德。在韦伯看来，这种善行与积极参与俗世生活一样，并不 是用来购买救赎， 而是一种确凿的证明， 证明一个人从未远离过上帝， 标志着个人的 “选民” 身份。 基于以上的论述， 一个信徒其实就是在终其一生为了天国的信念而努力工作， 行善积德。 而在资本主义时代，这样的信徒都投身于资本主义商业中。同时，这些虔诚信徒具有的那种 不惧困难，极力通过手段敛财(为了使上帝的财产增加)以及心无旁骛地努力经营的理性精 神。 “在现代的经济秩序下，只要是合法地赚钱，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遵守天职美德德的结 果和发挥天职能力的表现。 ” 而所谓的天职， 在韦伯的叙述中也正是过上帝所认可的那种 “履 行个人在现世中所处位置赋予他的义务” 的生活，一切活动都与上帝的旨意与愉悦有关。 所以韦伯就得出一个结论， 新教的伦理确实与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内在的联系， 这种联系 是通过教义建立起来的，并且在教徒的日常生活中持续发生作用。 单单看结论，将一种现代的理性与宗教虚幻的信仰之间建立起一种纽带，实在是令人感 到难以相信。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总是与神秘主义、虚无的来世与狂热而感性的信仰发生联 系，而与理性的行为毫无关系。 “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句话，足可以表明大多数人对这个问 题的看法。但是韦伯的话，确实不无道理。 值得指出的是，韦伯所认同的宗教伦理，是“预定论” 。预定论本身就强调的是“入世 禁欲主义” ，要求个人在现世的生活中努力劳动、创造价值，而不是脱离现实一味冥思苦想， 在隐修中感悟上帝的召唤。在中国，道家出世而儒家入世，后者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显 然远远超出于前者。儒家早就已经渗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 正如儒家文化对塑造社会形态所起的巨大作用一样， 预定论在韦伯的论述中也对当时 的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马克斯?韦伯具体分析了这一问题。 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揭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西方社会的经济理性化并不是一个自行延续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非直接地通过内在的一般理性化从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韦伯认为完成这一态度和气质领域内的突破和飞跃的主要动因是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具体地说，这一栋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的眼里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

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还发展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适应;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

经济生活整体上的显著特征可以说是经济理性主义。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进程，无疑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合乎理性的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毕生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改写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历史。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结底，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中心的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韦伯指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着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获得重要的刺激;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曾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而这一鼓励是从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当然，并非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

那么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分析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我们首先考虑了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从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主义这一角度可以说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却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世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出理性思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 ，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

韦伯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宗教改革的 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业已存在了，这有力的证明了以上的观点。其实韦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的说，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在这本着作中韦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加尔文教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在社会组织方面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能够与这样一种斩断个人和尘世的千丝万缕联系的倾向有关系，这种关系源于胞爱在加尔文信仰所导致的个人内心孤独重压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教义就是如此的，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被选召的在尘界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诚，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在尘世中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一特性。在加尔文教中，这成为了他们伦理系统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胞爱只能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而不是为肉体服务的，那么这种友爱首先只能表现在完成自然所给予人们的日常工作中;渐渐地，完成这一工作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 这便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职观”。

同时，韦伯还指出，作为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性化的发展。这种禁欲主义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禁欲主义的，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禁欲主义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发展成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的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禁欲主义如何深入个人的思想之中?如何确定自己受到恩宠呢?况且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的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但是，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

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与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们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而是在尘世及其各种机构里度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在现世中(但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将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观引起的结果。

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的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在这里禁欲主义是那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这里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占有的诱惑力。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的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重要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的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 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基于上述理论，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韦伯的上述论点，无疑是强调了新教伦理的思想“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源于新教宗教信仰的某些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需的经济动机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应当指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韦伯虽然强调了“思想在历史变革中所起的独立影响”，但是它并不否认“新教同样地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资本主义精神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