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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柳宗元散文特色 -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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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柳宗元散文特色

自唐至清,传统的儒学家对参加“永贞革新”都持否定态度。说他“不义”者有之,骂他“小人”者有之。清人秦笃辉说:“后世讲道学者,每以苛刻论人,而不惟其实,不求其允。今之集矢于子厚,盖犹万口一声。”(《平书》卷七)尽管人们对他的政治态度“一例贬之”(同上),对他的成就尤其是成就却交口称赞,给予很高的评价。唐人韩愈说柳文“表表愈伟” ( 《祭柳子厚文》,《韩昌黎集》卷一 ) ,“雄深雅健” ( 刘锡《〈唐故柳州刺 史柳 君集〉序》引韩愈语,《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 ) ;刘锡说柳文“焉如星丽天,而芒寒色正” ( 《〈唐故柳州刺 史柳 君集〉序》,同上 ) ;《旧唐书·柳宗元传》谓柳文“下笔构思,与古为,精裁密致,若珠贝”。宋人田锡说柳文“纬地经天” ( 《题罗池庙碑阴文》,柳宗元《河 东 先生集》附录卷上 ) ;穆修认为“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丽不杂” ( 《河南穆修公集》卷二 ) ;梅尧臣说“其言星斗,百岁犹比晨” ( 《永州守王公糙寄九岩亭记,云此地疑是柳子厚所说万石亭也。因为二百言以答,愿当留咏》,《宛陵先生集》卷三十七 ) ;欧阳修说柳文“出语多崔嵬” ( 《永州万石亭》,《欧阳文忠公文集》四《居士集》卷四 ) ;苏轼“流转海外……惟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 ( 《东坡续集》卷七 ) :吕南公谓“扬雄至元和干百年间,而后韩、柳作……而前此中间寂寞,无足称” ( 《与江秘校论文书》,《园集》卷十一 ) ;朱熹说“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老僧头去” (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 ;晏殊认为“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一人而已” ( 陈善《扪虱新语》卷九引晏殊语 ) :沈晦谓柳文“简古雅奥,不易刊削” ( 四明新本柳文后序,《增广注释音辩 唐柳 先生集》附录 ) ;李说柳宗元“文章光艳,为万世法” ( 柳州旧本柳文后序,同上 ) ;高似孙说柳文“卓伟精致” ( 《纬略》卷三 ) :罗大经说“柳子厚文章精丽” ( 《鹤林玉露》卷十四 ) 。明人叶子奇认为“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千余家,专其美者,独韩、柳二人而己” ( 《谈篇》,《草木子》卷四 ) ;茅坤说柳文如“偏锐师,骁勇突击,沙背水,出奇制胜,而刁斗仍白森严” ( 《柳文引》,《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 ) ;杨继益把柳文与“六经”、《左传》、《庄子》、《史记》并提 ( 见《斋内言》 ) 。清人张伯行谓柳文“卓然不愧大家之称,流传至今而不朽” ( 《〈唐宋八大家文钞〉序》,《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 ) ;袁枚认为柳文“奥博无涯涣” ( 《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 ) :孙谓柳文“驱驾气势,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与昌黎倡和千古” ({ 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卷头语 ) :黄式三认为“唐之文,韩、柳二子为冠,定论也” ( 《读柳子厚文集》,《儆居集读子集》一 ) :刘熙载谓“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 ( 《艺》卷一 ) 。这说明柳文在唐代及唐以后历代都备受推崇。历史上“韩柳”并称,韩文、柳文,不仅是唐文之冠,而且是唐以后历代散文的典范,其影响不亚于“六经”、《左传》、《庄子》、《史记》。

柳宗元的著作,最早由刘锡编成《唐故柳州刺 史柳 君集》,可惜早已失传。南宋以后,历代柳集版本众多,流传较广的有《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 唐柳

先生文集》 ( 即百家注本 ) 及世彩堂本《河 东 先生集》。解放后出版的柳宗元集或以百家注本为底本整理校勘,或以世彩堂本为底本整理。柳文现存 463 篇,大多是敌句单行的“古文”: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议论文、传记、、山水记和。柳文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体裁的多样性。凡是先秦、两汉出现过的文章体裁,柳文都有,而且都蔚为大观,在继承前人创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二是文艺性强,纯多。柳宗元固然是古代千年的文章宗师,以今天作家的标准衡量,他也不愧为成就卓著的大家。

柳宗元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它们各自的特色。这里,想从风格、结构、语言三方面总结一下柳文的整体特色。 风格沉郁 冷峻奇诡

柳宗元生活在“安史之乱”结束不久的中唐衰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目睹朝廷黑暗,藩镇割据,吏治腐败,民生困苦等社会弊端,有一种很强的忧患意识。家道的中落、父亲的失意、亲人的早逝,又使年轻的柳宗元内心笼罩着浓郁的悲凉。革新失败,远谪蛮荒,“量移”无望,长为孤囚,“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的政治抱负固然无法实现,续嗣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这使他内心充满了悲愤与郁。恶劣的心绪和恶劣的生活环境都在摧毁着他的健康,长年患病又加重他的悲郁。现实的黑暗、个人的不幸,使柳宗元的散文,特别是永州时期的散文,带着一种沉郁的格调。明人茅坤说:“岩,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 ( 《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 ) 诚然,作家作品风格的形成,除了社会环境、个人遭遇等因素之外,还与作家的思想、性格、气质、审美取向有关;但“沉郁”这种风格的形成,社会环境、个人遭遇起着决定的作用。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旧唐书·柳宗元传》说他“既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正道出柳宗元的不幸遭遇与他的散文沉郁风格的关系。

柳宗元长安时期为亡故亲人写的祭文、墓志铭,悲恸沉郁,往往在缅怀柳家昔日辉煌的同时,发出今非昔比、家道中落的悲叹。他在科场落败时向别人干谒的书启,流露出自己的失意、苦闷与彷徨,格调沉郁凄婉。《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然悲愤,显示出柳文沉郁的风格特征。

贬永州以后,柳宗元的散文创作进入高峰期。《新唐书·柳宗元传》说:“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因自放山泽间,其厄感郁,一寓诸文。”这时期的散文最能体现柳文沉郁的风格特色。《寄许京兆孟容书》、《与杨京兆凭书》、《与萧翰林悦书》、《与顾十郎书》等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向人乞怜求助的信,悲愤哀怨,令读者酸鼻。《寄许京兆孟容书》先写自己的健康状况,继而写自己政治失意、壮志难酬、四面受敌,“厄感郁”,使人动容: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厄 塞 臬兀 ,凡事隔,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以此大罪之外, 讠互 诃万 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闻见,不敢为他人道说。怀不能已,复载简牍。

《与杨京兆凭书》诉说自己的健康状况、贬地的火灾和“无以托嗣续”的忧虑,“郁结”情词俱苦:

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走出,坏墙穴,仅免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尽意于笔砚,自苦,以危伤败之魂哉 ? 中心之郁结,具载所献《许京兆丈人书》,不能重烦于陈列。凡人之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栗为幸,敢有他志 ? ……身世孑然,无可以为家,虽甚崇宠之,孰与为荣 ? 独恨不幸获托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余年。尝有一男子,然无一日之命,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之汲汲于世者,唯惧此而已矣 ! 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犹望延寿命,以及大宥,得归乡间,立家室,则子道毕矣。过是而犹竟于宠利者,天厌之 ! 天厌之 !

明人茅坤云:“予览子厚书,由贬谪永州、柳州以后,大较并从司马迁《答任少卿》及杨《报孙会宗书》中来,故其为书,多悲呜咽之旨,而其辞气环诡跌,譬之听胡笳,闻塞曲,令人肠断者也。” (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 ) 茅坤对柳宗元的政治遭遇深表同情,因而也最能体味柳文的沉郁。《吊屈原文》、《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骚赋体散文哀怨愤激,表现出鲜明的沉郁风格。试看《闵生赋》的开首部分:

闵吾生之险厄兮,纷丧志以逢尤。气沉郁以杏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离散而远游。言不信而莫余白兮,虽欲焉求。合喙而隐志兮,幽默以待尽。为与世而斥谬兮,固离披以颠陨。骐之弃辱兮,驽以为骋。玄虬泥兮,畏避蛙。行不容之峥兮,质魁垒而无所隐。鳞介以横陆兮,啸群而厉吻。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

《囚山赋》把永州四围环合的高山比喻为牢,而作者则是牢中的囚徒,郁勃之气如山岚岳雾,弥漫堆积。《愚溪对》、《愚溪诗序》以游戏式的文宁,表现忠而见弃的悲愤,谐谑之中,透露出多少郁不平 ! 柳宗元在游山览水之时,也没有忘怀自己的遭遇,他的,山水散文同他的山水诗一样,无不打上身世的印记,在山范水的同时,抒写放逐蛮荒的不平。《始得西山宴游记》开篇就是:“白余为人,居是州,恒惴栗。”《潭记》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作结,眼前的美景没有使作者忘记自己的不幸。《潭西小丘记》结尾一段云:

噫 ! 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 ! 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潭西小丘的美景,要是放置在京城长安附近,则身价百倍;而今却埋没荒野,无人间津 ! 作者以小丘喻己,身世之感显而易见。而小丘最终还是遇到赏识它的人,则它的遭遇又胜于作者,故作者为它的“有遭”而庆贺——贺“兹丘之遭”,实际是叹已之不遇。短短的一段议论,蕴含多少抑郁不平 ! 《小石城山记》在记小石城山奇异景色之后,结尾也有一段类似的议论:

噫 ! 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 ? 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之。

这里,曲折地表现了作者远隔中州,贤而受辱,“不得一售其伎”的抑郁愤。“水州八记”写无人间津、由作者发现的荒僻之景,寄寓着他的身世之感:而清幽凄冷的境界,又表现出他内心的落寞与凄清。

柳宗元散文又有冷峻的一面。他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却又是个勇猛的斗士。他愤世嫉俗,不为世屈,无论处境如何,总是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无情地揭露社会的黑暗、批判现实的丑恶。他的许多文章写得尖锐深刻,气势凌厉,有一股凛然冷峭之气。刘锡说柳文“芒寒色正” ( 《唐故柳州刺 史柳 君集序》,《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 ) ,道出了柳文冷峻的风格特点。

柳宗元的议论性散文,如《四维论》,《时令沦》、《断刑论》、《六逆沦》、《非国语》等,锋芒毕露,气势凌厉;他的一些亦叙亦议的杂文,如《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铁炉步志》、《愚溪诗序》、《愚溪对》、《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等幽冷劲峭,词锋犀利;他的劝戒性的寓言,如《三戒》、《传》、《说》等,讽刺尖锐,不留情面。这几类文章最能代表柳文的冷峻风格。请看《四维论》:

《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谓廉者,曰不蔽恶也;世人之命谦者,曰不苟得也。所谓耻者,曰不从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为非也。然则二者果义 ? 非 ? 吾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夫不蔽恶者,岂不以蔽恶为不义而去之乎 ? 夫不苟得者,岂不以苟得为不义而不为乎 ? 虽不从枉与羞为非皆然。然则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思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今管氏所以为维者,殆非圣人之所立乎 ? 又曰:“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若义之绝,则廉与耻其果存乎 ? 廉与耻存,则义果绝乎 ? 人既蔽恶矣,苟得矣,从枉矣,为非而无羞矣,则义果存乎 ? 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

《管子·牧民》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这四维就是礼、义、廉、耻。《四维论》批判《管了》“以礼、义、廉、耻为四维”之说。柳宗元认为,《管子》所说的廉,是说不掩盖丑恶:而世人对廉的解释就是不用不正当的于段去获取。《管子》所说的耻,是说不做正当的事:而世人对耻的解释,就是知道羞耻而不去干不正当的事。柳宗元认为,无论是《管子》对廉、耻的解释,还足世人对廉、耻的理解,廉、耻都属于义的范围,足义的小节,不能把它们同义相提并论而视为维。他认为只有二维,那就是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就是爱人,断就是处理得当。圣贤提倡的道、德、礼信都包含在仁、义当中。如果没有了义,廉、耻也就不会存在,因此“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不能成立。《四维论》多用反问,语势逼人。柳宗元对历来被视为圣贤的管子 ( 管仲 ) 毫不客气。文章—开头就说:“《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吾疑非管子之言也。”这是欲擒故纵的手法,当中隐含着深刻的讥讽。结尾又说:“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言外之意是:管子是个庸人,他才会说出这一番谬论;要是他稍为懂得治理国家之道,他就不会有“四维”之说。对管子可谓极尽冷嘲热讽。《四维沦》文笔尖锐冷峭,这正是柳文的风格。再看《愚溪诗序》的议论部分: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 ? 盖其流甚下,不可以;又峻急,多石,大舟不可入也;幽浅狭,蛟龙不悄,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得专而名焉。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

文章运用反语,表达自己忠而见弃、怀才不遇的悲愤。表面看来,文章语势平和:而反语当中,隐藏着尖锐的讥讽,平和的背后,透露出逼入的冷峻。《愚溪对》写愚溪之神因不满作者以“愚”为自己命名,觉得名实不副,引出与作者梦中的对话。此文同样运用正话反说的手法,抒写作者贬谪蛮荒的强烈不满,诣谑中表现出冷峻。除上述的几类文章之外,柳文的冷峻随处可见。如《复杜温夫书》中的一段:

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观之矣。吾性呆滞,多所未甚谕,安敢悬断是且非耶 ? 书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 ? 语人必于其伦,生以直躬见抵,宜无所谀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岂得无骇怪 ? 且疑生悖乱浮诞,无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对答。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而谒于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 !

杜温夫求名心切,不择手段,屡次向柳宗元写信献文,为达到柳宗元为他延誉的日的,在来信中对柳宗元阿谀奉承,将柳宗元比作周公、孔子。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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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柳宗元散文特色一自唐至清,传统的儒学家对参加“永贞革新”都持否定态度。说他“不义”者有之,骂他“小人”者有之。清人秦笃辉说:“后世讲道学者,每以苛刻论人,而不惟其实,不求其允。今之集矢于子厚,盖犹万口一声。”(《平书》卷七)尽管人们对他的政治态度“一例贬之”(同上),对他的成就尤其是成就却交口称赞,给予很高的评价。唐人韩愈说柳文“表表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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