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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的根本出路在社会化和产业化 -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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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巴西的做法

巴西的“赛普利模式”

1992年,一家名为“包装再生利用促进会”(CEMPRE,以下简称“赛普利”)的民间公益组织在巴西成立了,拾荒者的日子终于得到了改善。

赛普利是由28家私营企业出资成立,其中不乏像利乐、英特尔、惠普和可口可乐这样的国际知名品牌。与绿点组织一样,赛普利的主要宗旨就是在巴西建立一个平行于政府环卫部门的垃圾回收体系,帮助巴西政府提高垃圾的回收率。

赛普利根据巴西的自身特点,设计了一个不同于德国的策略,那就是大力发展拾荒者合作社,利用巴西廉价的剩余劳动力,采用人工分拣的方式提高垃圾的分类效率。

具体的做法是,分为干湿两类垃圾,干垃圾由政府运至分拣厂,由拾荒者合作社的拾荒者自行分拣,分拣所得归己,这样,一方面解决了拾荒人群的生计和就业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也减少垃圾填埋的费用,可谓一举两得。

四 韩国的做法

在韩国,垃圾按规定主要有5种:一是可回收垃圾,分为纸类、塑料类、玻璃瓶、金属、衣物纺织品、鞋;二是食物垃圾,单指可制成动物饲料的剩菜剩饭等;三是需要集中回收的危险垃圾,包括灯泡、灯管和电池;四是大型垃圾,包括家具、家用电器和电脑等,需要从物业购买印花才能丢弃,价格从2000到15000韩元(1元人民币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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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韩元)不等;不属于以上4种的为一般垃圾,需要装入专用垃圾袋才能丢弃。其中除大型垃圾之外都有专用垃圾桶,大型垃圾有专门的堆放处。可回收垃圾分解后再利用,食物垃圾制成饲料,大件垃圾拆卸后继续利用,一般垃圾则会进行焚烧或掩埋处理。

对于不按规定丢弃垃圾的人,韩国实行教育宣传和惩罚并举。惩罚措施是通过丢弃物品或摄像头找出丢弃者后,处以20万到100万韩元(约合986美元)的罚金。

第四节 我国的垃圾分类探索 一 我国的台北

台北的生活垃圾分为三类,即:一般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厨余垃圾。

台北市实施的是“垃圾不落地”及“资源回收计划”,在台北的小区里,是看不到垃圾桶、垃圾箱、密闭式清洁站等生活垃圾设备和中转设施的,这就要求市民必须在家里对垃圾进行粗分类。

混合垃圾,在收运时是拒收的,甚至要被处罚1200元到6000元新台币(约300—1500元人民币)。

1994年,台北每天掩埋垃圾2501吨,到了2009年,日掩埋量仅为59吨,垃圾锐减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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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台北市可望达到“垃圾零掩埋,资源全回收”的目标,这座洁净的城市正在为所有大城市遭遇的“垃圾围城”寻找解决之道。 二 我国大陆地区

全世界第一个提出“垃圾分类”这个名词的城市不是东京,也不是伦敦,而是北京。1957年7月12日,《北京日报》曾刊发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垃圾要分类收集》。

我国大陆城市的垃圾分类真正开始于2000年6月,当时的建设部确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厦门和桂林8个城市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并发布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但近15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城市收效甚微,可以说是停滞不前。

从2011年开始起,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等多个城市再次启动新一轮垃圾分类工作。

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城市的垃圾分类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第二章 垃圾分类的难点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后,却“原地踏步”呢?这是因为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有很多难点需要一一破解。

一 政府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约束机制

对于垃圾分类回收,现阶段政府的作用主要还处于提倡、指导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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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没有形成相关的法律条文,也没有具体的实施措施。对于广大居民来说,生活垃圾分类是比不分类要麻烦一些,也会增加生活成本。在分类与不分类两种行为的后果一致的情况下,想通过自觉来实现源头分类是很不现实的。即使发达国家也是用法律、法规来保证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包括居民的源头分类行为。

二 管理体制、政策体系的落后和不完善,缺乏发展动力

由于我们的城市垃圾处理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因此,城市垃圾处理具有浓厚的政府行为色彩。承担垃圾处理的是属于政府部门的环卫事业单位,这些事业单位从属于不同级别、不同区域的政府部门管理。 这样就容易形成多个不同的利益主体,造成相互之间因利益分配问题而难以协调。

再加上不同环节的无序参与和竞争,造成各环节脱节,管理混乱,效率低、效果也差,从而影响到垃圾处理产业的发展。

比如,生活垃圾从居民楼到转运站是由居委会或物业管理公司负责雇人来收集;垃圾从转运站运到城外堆放场或处理场堆放是由环卫局负责;垃圾的填埋处理由环卫或其他部门负责;垃圾中有回收价值的物品是由无组织的废品回收人员收集,垃圾堆放场还有无组织的游民专门吃 “垃圾饭”,收集可回收的物品。

垃圾的收集、存储、运输、处理、回收,由这些不同性质的单位、无组织的人群操作,一方面因多个利益主体的参与使得不同主体相互之间因利益关系难协调,导致垃圾收、储、运、处理及回收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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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节,难以有效地做好垃圾处理。

另一方面垃圾中可回收有利益的部分都被个人或小团体拿走了,而没有回收价值的或对社会环境有危害的部分却被甩给了社会和政府,给政府加上沉重的负担,成了只赔不赚的产业。

也有企业愿意投资垃圾处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营,但由于垃圾中有利益的部分被别人收走,企业已没有利润可言。同时由于政府没有在垃圾处理收费、税收优惠及贷款支持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往往难以持续支撑下去,最终也不得不退出这一领域。

三 环卫作业手段、垃圾处理方式落后,缺乏配合

有些城市,虽然有了分类回收的垃圾箱,有些环保意识比较高的市民,根据政府要求也进行了分类——分为两类或三类,但环卫工人的作业方式并没有改变,他们将分类后的垃圾混装在一起,这样就不能实现垃圾的分类回收,先期的分类工作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居民“很 受伤”。前面说过,应该按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这样四个环节环环相扣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 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宣传教育少,缺乏指导

现阶段很多城市关于垃圾处理和垃圾分类方面的宣传和教育非常少,有些地方宣传相对较多,但大都因为“创卫”或“创模”活动的需要,突击性的、“一阵风”式的宣传,没有长期的、日复一日的宣传和动员。大多数居民对生活垃圾处理相关知识了解非常少。有的居民听说过生活垃圾要分类,对于分类好处和分类的意义也有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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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的根本出路在社会化和产业化 - 图文 

三巴西的做法巴西的“赛普利模式”1992年,一家名为“包装再生利用促进会”(CEMPRE,以下简称“赛普利”)的民间公益组织在巴西成立了,拾荒者的日子终于得到了改善。赛普利是由28家私营企业出资成立,其中不乏像利乐、英特尔、惠普和可口可乐这样的国际知名品牌。与绿点组织一样,赛普利的主要宗旨就是在巴西建立一个平行于政府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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