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les C.Fries 语言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兼谈对口译研
究的启示-汉语言文学
Charles C.Fries 语言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兼谈对口译研究的启示
许丽学，符荣波
提 要：Charles C.Fries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一位独具方法论意识的语言研究者。他强调言语的交际特征及描写价值，重视语言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注重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互动。这些都蕴含了丰富的方法论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值得口译教学与研究者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 ：Fries 方法论 口译研究
在当代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中，Charles C.Fries（1887～1967）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的语言研究虽然秉承了以语法结构为核心的语言描写观念，但相比同时代的语言学家又独具特色。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Bloomfield、Sapir等人花大量精力研究北美印第安语不同的是，Fries对语言研究的兴趣是从英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过程中衍生起来的，而他的理论思考也始终未远离英语教学。Fries身兼语言描写、教材编撰和外语教学的多重身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理论头脑的外语教育者的典型，他也因此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应用语言学家（Howatt，1984：313）。与源远流长的语言学发展历史相比，真正的口译研究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P?chhacker，2004：31-32）。尽管当前的口译研究已超越单纯的语言转换思考，但口译活动终究是“语言”参与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将持续对口译研究提供借鉴是毋庸置疑的。本文拟探讨Fries语言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以期对他的语言研究思想作一个较全面的概述。 一、作为交际的语言及其描写
自结构主义语言学鼻祖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二分法以来，语言学家对研究的对象各有侧重。如形式主义语言学的集大成者Chomsky主张研究理想的说话者所使用的语言，认为在此基础上可以揭示大脑的语言生成机制，而以Halliday为代表的功能语言学家则认为，语言学家应注重研究人类在实际情形中使用的语言，也就是对言语的研究。应该说，语言学家选择以抽象的语言形式还是具体的语言功能为研究对象时，已经决定了意义和语境等因素在他们研究中的价值。索绪尔自身是重抽象的语言而轻具体的言语的，在他的影响下，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普遍只关注语言形式和结构的描写，而对意义和功能等则不予理会。不过，Fries算是一个例外。
在Fries看来，语言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形式，他称之为“信号代码”（code of signals）。语言本身不是意义，而是传递意义的工具，信息经由各种代码通过言语行为这种方式从一方传递至另一方（Fries，1963：100）。他认为，要研究一种作为人类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我们必须关注受话者的反应，这使意义的确定成为可能（Fries，1957：35-36）。他还指出，语言学家需要关注的是，找出语言是如何在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中实现其全部交际功能的（Fries，1957：4）。因此，立足话语交际，关注意义实现，重视语言功能，是Fries区别于其他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语言观。
尽管Fries在描写方法上并无多少创新性，但他对描写语料的选择并非只是从周围生活中信手拈来。他认为，要使对语言的分析具有效力，所用的语料必须来自那些说话者的注意焦点在表达交际意图而非语言本体上的情境（Peter Fries，1985）。显然，他要强调的是，只有依附于真实的交际情境的语言才能有助于我
们揭示语言的本质和功能，而交际的本质是传递意义，语言则为意义的传递提供可能。Fries自身的语言研究表明，他是始终遵循这一前提的。尽管他对英语语法结构的描写未能跳出结构主义的藩篱，但他的这一思路直接影响了他的理论研究。如在他撰写的《美国英语语法》（American English Grammar）和《英语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English）两部专著中，Fries所采用的描写语料均取自现实的生活场景，既有书面语的书信，又有口语的电话录音，他的这两项研究也跻身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语言研究成果之列（Howatt，1984：313）。当然，Fries选取交际中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与20世纪初的语法教学和描写多关注文学语言而忽视口语或非文学类体裁作品不无关系。他认为传统的语法只会对语言成分分门别类，对交际行为根本没有解释力，而语言学家却从未对英语口语做过充分的科学调查（Peter Fries，2008）。所以，他的语法理论另辟蹊径，突出言语交际的特点，以功能为准绳确定词汇的词性，关注句子的结构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这些不能不说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的先见之举。
与Fries所研究的口语类似，口译同样是一种交际行为，口译的译语则是译员为了实现某一交际意图的产物。用巴黎释意学派创始人Selescovitch（1962）的话说，口译的过程是一个意义获得理解后再表达的过程，而非一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活动。但口译译语与口语又不尽相同，这是因为，口译至少涉及两种不同语言和三方间接交际，意义的传递也至少跨越两个过程。以Fries有关交际的论述来看，译语的这一特征反映语言的功能，具备描写的价值。只是放在现今口译研究的视域下，对译语的这种描写已远非结构主义时代的套路可抵，而是应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揭示口译活动的本质特征和特殊规律。
按意义在口译过程中的流向看，译语临近交际的末端，属于产出范畴。译语既
是传递源语意义的媒介，又是译员即时思维的产物。译语是口译交际成功与否的物质依据，也是译员口译能力的直接体现。译语客观存在，可闻可见。不过，当前西方口译研究更注重口译加工过程研究（张威，2011），且与大量关注口译理解过程的研究相比，口译产出过程的研究问津者不多，当然这其中也涉及译语的描写（P?chhacker，2004：125）。与此同时，国内的口译研究重规定，轻描写的研究方法尚未根本改变（穆雷、王斌华，2009）。我们认为，这恰恰也从反面说明，研究口译产出的过程，尤其是描写译语仍然存在很大的空间。而与Fries所处的结构主义时代不同的是，现代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已产生了诸如语篇分析理论、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众多分支，这些无论是从方法、工具，还是理论框架和微观操作都为我们进行译语描写提供了一系列的经验和借鉴。研究者既可从语篇角度分析译员的谋篇策略和衔接手段，也可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解读副语言特征，如停顿、修补等非流利现象，还可从特定语言组合和语言方向的角度入手，探讨译语的对比特征和产出特点等等。可以说，结合口译这种交际模式描写译语特征，不仅会加深我们对口译言语加工过程的理解，还能丰富跨语言研究的内容，为母语（如汉语）和外语（如英语）研究提供借鉴。我们看到，近几年国内外口译研究者已在这些方面做了若干尝试（Tissi，2000；Mead，2002；Petite，2005；徐海铭，2010；戴朝晖，2011），继续深化这方面的探索，对口译教学和研究无疑大有裨益。 二、作为科学的语言研究
Fries对语言研究的创见还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学术态度上。他把语言学视为一门科学（linguistics as a science），这门学科所要认识的是所有有关人类语言的本质和运作机制，而研究的途径必须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步骤
（Fries，1963：91）。他继而指出，作为科学，所做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可靠的和可印证的（reliable and replicable），这就必然要求所有的描写必须建立在客观语料的基础上，以接受他人的重新检验（Peter Fries，2008）。在他看来，经验式的和随想式（impressionistic and casual）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只有基于客观语料的统计和举证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论。这种结论也许有误，但是可以由他人完善和修正（转引自Peter Fries，1985：75）。本着这种理念和原则，Fries系统收集了大量真实的语料，并基于这些语料做了不少原创性的研究。比如，他于192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Shall和will的迂回使用》（Periphrastic Use of Shall and Will）就是他系统搜集和分析1560～1915年间英国戏剧和1902～1918年间英美戏剧中超过20000例的shall和will用法后的成果。他的《英语的结构》和《美国英语语法》也分别是在分析一个超过25万词项的电话录音语料库（约50小时，涉及300多人）和一战期间美国陆军部所收的3000封信件后完成的。站在今天的立场看，Fries的上述思路和方法正好体现了语料库语言学的精髓，只不过公认的语料库语言学的发轫却是20世纪60年代初。（杨惠中，2002：4）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口语始终是Fries的研究对象，但技术条件的限制使他到晚年才有机会撰写《英语结构》一书。从最初描写戏剧台词到后来分析录音语料，体现了Fries在研究方法上的革新，这与他对语言研究的科学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利用语料库辅助语言研究，是Fries语言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Fries的语料库库容实在不算大，使用手段也无技术性可言（主要采用人工计数），但却昭示了实证思维在现代语言学发展初期的萌芽。此外，考虑到分析结果和研究结论的可印证性，Fries对人为控制的实验模式下取得的
Charles C.Fries 语言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兼谈对口译研究的启示
